缘 起
我在绘画之余，尤喜书札的收藏，特别是师从著名学者史树青先生后，逐步了解到古代书法佳构大多以书札的形式流传下来。史先生时时告诫，书札不单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往往还记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而且通过对书札的收藏和研习，可以提高一个艺术家的全面修为。先生的叮嘱使我将读书绘画之余的时间都用在研藏名家信札上，就这样日积月累，积腋成裘，我手中著名艺术家的书札手迹渐成规模。记得2003年，经画家任继民先生推介，中央电视台的《艺术品投资》栏目以《荣宏君的信札情》为题，对我的绘画和收藏做了专题报道，节目播出后，陆续有收藏爱好者来电来访，或是要求鉴定书画，或是转让手中的藏品。
就是这样的机缘下，我购藏了一些近现代艺术家致文化部前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周扬先生的信函，其中艺术大师徐悲鸿的两封信札尤其引人注目。
现将两封信内容抄录如下：
（其一）
周扬先生：
白石翁为答谢做寿，特赠先生画一幅，嘱为转致，兹遣人送上，请查收。
前几日，我为抗议汉奸刘海粟出任华东美专校长，曾与先生面谈，并至长函备忘（又附览刘国画两册）。今觉意犹有未尽，再述如下：
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此乃吾人最蔑视者，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之污点。再则，刘海粟抄袭他人作品以蒙蔽人民，铁证如山，为清除文艺界之恶劣作风，此乃典型事件，我当坚持抗议到底！愿知先生意见。又刘画两册乃借自院中，请即见还，以示同人。
此致
敬礼
徐悲鸿
六月五日
（其二）
周扬部长：
今日先生谈拟开座谈会，令刘海粟检讨，我回来思量，以为不必要，原因是：这可能成为像刘海粟在上海时自吹自捧的“检讨会”，不解决问题。我以为应叫他坦白下列各点：
（1）上海沦陷时间与日本人有那些勾结？参加过那些媚敌活动？担任过何种职务？
（2）共盗窃过那些作品？（如果写明仿某人作品不算盗窃）一一列举出来。
（3）谁贩卖形式主义？谁毒害了青年？是我还是他？谁是谁非？应严格检讨。
以上各点，须在一星期内交出材料与文化部，如果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如果他还隐瞒或辩护，足证问题严重，文化部应严加追究查办，我想先生当能同意。我当继续收集有关材料，在他坦白期间暂不发表。
此致
敬礼
徐悲鸿顿首
七月八日
这两封信札写于1953年，也就是徐悲鸿去世的那一年，两封信叙述的是同一个事情，即著名画家刘海粟的人品问题。徐悲鸿在一通信札上甚至直呼刘海粟为“汉奸”，这不禁引起了我对徐悲鸿、刘海粟两位近代美术教育奠基人之间关系的关注。虽然之前在美术界也听到过两人不和的传言，并看到过陈传席先生以及刘海粟弟子简繁描述徐刘交恶的文章，但依然是雾里看花，不甚了了。此时恩师史树青先生鼓励我，何不利用手中的信札，再查阅一些资料文存，将两人的交往与艺术人生写成一本小书，这样也可以为近现代美术史研究做一些贡献。后来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美术学硕士，导师张晓凌先生亦支持我完成此书。在两位恩师的鼓励下，我便开始搜集史料，走访当代著名书画艺术家，走进徐悲鸿与刘海粟的艺术世界，逐步了解徐刘之争的主要面目，希望能揭开围绕在徐悲鸿与刘海粟身边诸多扑朔迷离的说法，还近现代美术史一段明朗清晰的图谱，给两位大师以公正客观的评价。
引 子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现代最重要的文化启蒙运动，给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美术作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美术界已经在孕育一股改革之风。
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一书中就指出：“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1918年，陈独秀与吕先生在《新青年》上就中国美术展开了讨论，“美术革命”第一次清晰地举出自己的大旗。遗憾的是，首倡国画变法的康有为，及首倡美术革命的吕、陈独秀，后来都由于从事别的工作，转移了注意力，没有再发表比较系统的文章来阐述、深化其美术革命思想。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康有为、陈独秀等提出的中国画变革与发展、创新的问题，在美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荡。比如，康有为的国画变法思想被他的学生徐悲鸿很好地吸收和继承，1918年5月，徐悲鸿第一次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演讲，便发出了“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的呼声。李叔同、李铁夫、陈抱一、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画坛学子先后出国学习，并将欧洲油画技法引入中国，以期通过学习和引进西方艺术来改变中国绘画现状。
20世纪中国美术界星河灿烂，画坛出现了诸多代表性的人物，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成为构建中国近代美术史绚美蓝图的中坚分子。其中，由于徐悲鸿与刘海粟一直致力于美术教育，留给后世的影响尤为明显。
徐悲鸿与刘海粟都主张用西方现代绘画技术来融合或者改良中国绘画，但是由于各自的艺术取向与人生价值观的不同，各自走的路线也不同。徐悲鸿从欧洲学成归国，带回了欧洲严谨的写实派绘画风格，刘海粟则主张艺术是生命的表现，注重艺术的表现性与艺术家的个性。
迥然不同的艺术追求注定让徐悲鸿与刘海粟在不同的艺术高峰攀登，而早年同在上海的一些经历，又让这两位画坛领袖人物有了一段交集。由于画评人无心的一段文字，使得两位画坛领袖在此后几十年一直纠葛不断，也成就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
说起徐悲鸿与刘海粟的这段争议，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新时代》月刊主编曾今可。
曾今可（1901—1971），江西泰和人。早年身怀文学梦想，从家乡来到上海，期望在文化圈中扬名立万。百年后，不曾想，历史记住他的方式不是他的文章，而是由他引发的一个个笔墨官司。
20世纪30年代，上海作为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其文化市场容量也日益扩大，众多文化机构、报纸杂志丛生，使上海成为文化人的聚居地，很多文艺青年怀抱文学梦来上海谋求发展，曾今可便是其中一位。
最初，曾今可创办了文艺期刊《新时代》月刊。这份刊物1931年8月1日在上海创刊，由新时代书局出版发行。开始时刊物也受到一批新文学作家的关注，郁达夫、巴金、沈从文、丽尼、臧克家、何其芳等，都曾在上面发表过作品。
那时，曾今可是上海滩上十分活跃的人物，他喜欢结交名流，同时又爱制造点文坛新闻，偶尔也来点异想天开的举动，以期引起文坛的关注。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坛的“诗体大解放”让一个刚从美国回来、叫做胡适之的年轻人爆得大名，到上世纪30年代，新式的自由体诗已经在文坛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诗体大解放”的倡导者胡适之也早已是功成名就的文化领袖、学界翘楚了。曾今可在胡适大红大紫之后，也梦想着一举成名的荣耀，成为胡适之第二，于是，他便邀集一批闲居上海的名流骚客，如柳亚子、林庚白、曾仲鸣、章衣萍、徐蔚南、黄天鹏、华林、徐仲年、余慕陶、张凤等搞了一次“词会”，并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词的解放运动》，发表了自己关于“解放词”的“高见”，不料却引来当时身在上海的著名文化斗士鲁迅的一番口诛笔伐，最终“词的解放运动”无疾而终。
而对于本书的故事来说，却起因于他在《新时代》月刊上无意中的一句话：“国内知名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指刘海粟）的学生。”于是，一段文字公案由此而起，并最终引发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两位重量级人物——徐悲鸿与刘海粟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恩怨。
自古文人相轻，文人之间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是再不过平常的事情了，那么为何徐悲鸿与刘海粟的这场论战反响如此巨大，两人的恩怨并未随着当事人的过世偃旗息鼓， 反而继续在徐刘的后人以及学生中硝烟弥漫？
徐悲鸿和刘海粟
徐悲鸿和刘海粟是同乡，都是江苏人。
历代以来，江苏出过诸多史上留名的画家，比如，元朝著名的山水画家黄公望、倪瓒均出自江苏。清初并称“四王”的著名画家王时敏、王鉴、王原祈也均是江苏人，他们之间有师友或亲属关系，在绘画风格和艺术思想上，直接或间接受董其昌影响，技法功力较深，画风崇尚摹古，极大地影响了清后期的书画创作。他们与吴历、恽格并称“清六家”，在清初的绘画领域，占有统治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吴历、恽格同样是江苏山水孕育的书画名家，而且，恽格与刘海粟又有同乡之谊，两人同为武进人。
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也是江苏人，他是“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三绝诗书画”闻名于世。他兼擅诗、词、曲、文、书、画、联、印，饮誉清代文坛艺苑，是“扬州八怪”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又分别列为“楚阳三高”、“雍嘉七子”、“潍县三贤”之一，并被奉为“板桥派”之宗师。
此外，历史上著名的“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也为江苏这块人杰地灵之宝地添加了无数传说。
于19世纪末出生于江苏的徐悲鸿与刘海粟，则是江苏这片灵山秀水之地走出来的中国近现代画坛领袖人物，他们从不同层面丰富、影响了中国美术近现代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画坛大师，被载入美术史册。两个人虽然成长地域相同，同属于一个时代，但处事方式、性格、艺术风格、人生轨迹则截然不同，二人志趣意向如此相异，或许从两人不同的成长环境中便能看出些许端倪。
迥然不同的童年经历（1）
1895年阴历五月二十六晚，在江苏宜兴屺亭桥镇的一间简陋茅屋里，传来了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声。喜得贵子的徐达章兴奋地给这个孩子取名寿康，以此祈愿他健康长寿。但是少年家境贫寒的徐寿康，常常感受到生活中的凄凉，常在半夜里悲从中来，有如鸿雁悲鸣，因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悲鸿。
关于徐悲鸿的生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895年7月19日，这种说法传播甚广，画家范曾和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的书中均有上述说法，诸多报刊网络也都以此为准。但是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徐悲鸿年谱长编》（王震编著）一书中，却对此做了详细的论证。王震先生认为徐悲鸿的出生年月应该是当年的6月18日，为何错后了一个月，概因旧历的5月是闰月，按照王震的考证，徐悲鸿在1950年回复云南保山县赵国亚先生的信函中曾说：“小像存得旧者，当是当日相晤时之影，今颓然将老矣。我生日为阴历五月二十六，请勿注他日。”1895年有两个阴历五月，前五月二十六日，是公历6月18日，闰五月二十六日，是公历7月18日，也就是说，徐先生无论出生在哪个五月二十六日，均不是公历7月19日。
按照当时人表述的习惯，若是徐悲鸿说自己是生于阴历五月二十六，应当是第一个五月，而非闰月，若真是闰月出生，那就该说闰五月了。也就是说徐悲鸿的准确出生年月应该是公历1895年6月18日。
徐悲鸿虽然从小家庭贫困，但因自己的父亲徐达章先生是方圆百里有名的书画家，徐悲鸿从小就与笔墨结缘。徐达章的书法简练、潇洒、雄浑有力，当地的庙宇、寺庵等多留下了他的手迹。徐达章的篆刻技艺也十分高超，现存的印章有：“读书声里是吾家”、“半耕半读半渔樵”、“闲来写幅丹青卖，不用人间造孽钱”……从现存的印章中也可以看出徐达章的耿直性情与注重家教的良好家风。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徐悲鸿从小就喜欢读书写字。据说，徐悲鸿经常看父亲画画，耳濡目染，也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6岁时要学画，父亲不许，或许是他认为画画在当时的乱世下不是一个好职业吧。但颇有绘画天赋的徐悲鸿不甘寂寞，自得其乐地画河边的鸭鹅与家里的猫狗。在父亲的教诲下，徐悲鸿很早就开始涉猎《诗》、《书》、《易》、《礼》、《大学》、《中庸》等中国典籍。据说在他8岁那一年，在读到《论语》中的“卞庄子之勇”时，问父亲说：“卞庄子有什么勇？”父亲告诉他：“卞庄子能刺虎。老虎是百兽之王，异常凶猛。卞庄子是春秋时代鲁国人，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有一次，他独自一个人捉住了两只大老虎。这件事传到邻近的齐国，那时齐国的国王正想发兵攻打鲁国，听到鲁国有这样勇敢的人，就不敢出兵了。”这“虎”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悲鸿实在想象不出来，就求别人画一个老虎，拿回来临摹。后来父亲看到了，问他：“你画的是什么东西？”徐悲鸿说：“老虎。”父亲说：“这哪里是老虎，我看倒像是一只狗。”父亲看他一脸懊恼，又安慰说：“你现在应专心读书，等读完了《左传》再学画也不迟。”
第二年，徐悲鸿读完《左传》，父亲遵守诺言，让他正式跟自己学画，每天午饭后，临摹吴友如的石印界画人物一张，也逐渐学习着色，以至于后来徐悲鸿在和友人聊天时说：“吴友如是我的启蒙老师。”
迥然不同的童年经历（2）
徐达章先生有一幅著名的《松荫课子图》，详细描绘了少年徐悲鸿在父亲的监督下刻苦读书的场景。画中少年正在认真读书，旁边老者手持羽扇坐在少年身后凝神谛听，整幅画人物逼真，形神兼备。
徐悲鸿的绘画天赋，小时候就有过诸多表现。据说，有一次，悲鸿父亲对他讲，我要出去一趟，谁来找我，叫他留一个名。父亲出去后，有个人来了，问悲鸿，你父亲呢？悲鸿说，他不在。这个人就走了。等悲鸿父亲回来问他，有人来吗？悲鸿答，有人来的。他姓什么叫什么，悲鸿都答不出来。父亲埋怨他，连个人名都记不住。悲鸿笑笑，也不辩解，只把手摊开，父亲一看悲鸿手掌所画人像，就明白方才来的客人是谁了。
还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悲鸿的才气。悲鸿家隔壁的老太太死掉了，家人很伤心，一边哭一边感慨，遗憾生前没有给老太太拍个照片，连个念想也留不下。悲鸿听见了说，不要紧，我来画一幅吧。他就画了一个老太太在河边洗衣裳。一看悲鸿画的老太太，老太太的儿子说，这就是我的母亲嘛，你怎么画出来的呢？悲鸿说，我经常看到她在河边洗衣服，我看见过她的样子，想着就画出来了。
1905年，宜兴大涝，连年水灾让本已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为了谋生，悲鸿随父亲一道在周围各县流浪卖画。少年徐悲鸿的画艺得到了很大长进，也看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不平，于是给自己刻了一方印章，上书“江南贫侠”，小小年纪，就显示了嫉恶如仇、耿直侠义的性格。
在《悲鸿自述》中，徐悲鸿有过如下记录：“方吾年十三四岁时，乡之富人皆遣子弟入学校，余慕之。有周先生者，劝吾父亦遣吾入学校尤笃，先君以力之不继为言。周先生曰：‘画师乃吃空心饭也，乌足持。’顾此时实无奈，仅得埋首读死书，谋食江湖。”
少年徐悲鸿在这几年间，跟着父亲流浪他乡，脚步踏遍了常州、无锡等邻县各个乡镇，他或许不知道，日后，他会与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刘姓人家的男子展开近一个世纪的论战。
刘海粟小徐悲鸿一岁，于1896年3月16日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已经衰落的书香门第大家庭中，据说出生时因脐带盘在腹上，因而得乳名“盘官”。父亲为其起名季芳，因他兄弟姐妹众多，他排行老九，因此又称刘九。刘海粟三个字也是他自己在17岁时创办上海美专时为自己改的，“海粟”二字取自苏东坡《前赤壁赋》“渺沧海之一粟”一句。
刘家是当地的大姓，族人众多，刘海粟的父亲刘家凤属于世家子弟，擅长文墨，在青年时期异常活跃，曾为前途做过多种尝试。当时封建王朝已经日薄西山，由于时运不济，刘家凤年轻时渴望从政，曾参加太平军，希望能在官场中有所作为，但又生性善良，不擅在官场中玩弄权术，最终无果而返。后来一心学习经济运筹，与人合开了一个钱庄，这一行有很大的风险，但正合刘家凤的性格，因为他天性中就喜欢冒险。他曾经将自己的长子送往日本学习金融管理，希望日后能将自己的钱庄做大做强。他也很喜欢天资聪慧的刘海粟，希望这个家中的老九以后能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
从小，刘海粟就显露了他的绘画天分，但当时琴棋书画被认为是有钱人的娱乐消遣，平时玩一玩可以，若是作为终身的职业追求，并不被人看好，因为在时人眼里，艺术只是“小道”。因此，刘海粟的绘画天赋并未得到刘父的嘉赏，想要学画的计划也每每被父亲泼冷水。
迥然不同的童年经历（3）
刘海粟的母亲洪淑宜，则在另一个层面影响着海粟。洪女士是清乾隆年间探花、著名学者洪北江的孙女，在家学渊博的书香门第中长大，知书达理，是典型的大家闺秀。而且，她生就豪爽大方的性格，处事干脆利落，颇有大家风范，在刘家上下均受好评。在母亲的影响下，刘海粟从小就开始接触传统文化，读《三字经》、《千字文》、唐诗、宋词、四书五经，读书之余，学习音律书画。
以前私塾教育，音律绘画课只是业余的调剂，但是在刘海粟看来，却是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常州书画气氛浓郁，再加上刘海粟的母亲从小对书画也比较了解，在为孩子选择临摹教材中比较严格，为刘海粟的绘画功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刘海粟天性顽皮，不喜欢被束缚，上课时最爱发问，常常弄得老师尴尬地下不来台，因此老师很不喜欢他。虽然在外人眼中，刘海粟想法常常不合常理，做事方式又往往天马行空，但刘母却从来不会对儿子的天性加以管束，对儿子的不安分与异想天开总是给予理解和支持。
刘海粟绘画的天赋很早就显露端倪，11岁时候画的《螃蟹》一画，天真烂漫，充满童真童趣，这张画后来在1935年秋成为《全国第一次儿童绘画展览会目录》的封面。
母亲给了刘海粟浑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身边的姑父屠敬山、表兄屠元博、启蒙老师谭廉、长兄刘际昌等思想新派的精英人士，则为刘海粟带来了西方思想启蒙。刘海粟除了熟读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文化，10岁时又开始涉猎文明书局出版的《贞德传》、《拿破仑传》、《民约论》、《天演论》等，小小年纪对这些内容并不能理解，但也知道了除了传统文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广阔的世界。
刘海粟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姑父屠敬山。屠敬山在1891年科举会试中考中进士，1917年，蔡元培担任国史馆馆长和北大校长时曾任命屠敬山为总编纂。蔡元培与刘海粟之后的缘分不能不说与屠敬山有关。
屠敬山非常喜欢苏东坡，常常领着幼年的刘海粟参观苏东坡的书院旧址，并给他讲述苏东坡先后11次来常州的典故。他为刘海粟详细讲解前后《赤壁赋》，品评苏东坡的文思与才情。后来，屠敬山看到小海粟有绘画天分，又常常给他讲解出自常州的画家恽南田。恽南田又名恽格，在明清之际独辟蹊径，开创出一路“没骨花鸟画”之画法，并创立了蔚为大观的“常州画派”。屠敬山最为推崇的是恽南田不为清廷所用的品行气节，他为海粟制定了一套摹习南田先生的学习计划，让刘海粟学习《南田诗抄》、《南田画跋》、《寿平尺牍》等，并借此告诫海粟，要想成为大画家，就必须先做一个大学问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经得起挫折与磨难。
14岁之前的刘海粟几乎不知挫折与磨难作何解，生活可谓一帆风顺，无忧无虑。在14岁那一年，他第一次品尝到了悲痛的滋味——他敬爱的母亲，因为肺病，年仅52岁就与世长辞了。自小生活在母亲照拂与疼溺下的海粟一时间仿佛觉得世界都要坍塌了。母亲的去世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很大创伤，14岁的海粟情绪低落，郁郁寡欢。
落入包办婚姻的窠臼（1）
生长于小镇农户之家的徐悲鸿与出生于书香门第大户人家的刘海粟，其各自的经历与个性大不相同，但是命运有时也何其相似，徐悲鸿与刘海粟都曾经历过一段并不愉快的包办婚姻，或许，这是那个年代青年男人必经的命运成人礼。但是偏偏这两个人都不相信命运，从封建的包办婚姻中走出来了，先后到了上海，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
少年徐悲鸿因父亲病重，作为家中长子，开始挑起生活重担。他绘画才能出众，常为周围朋友、亲属绘画，因此，年纪轻轻就已经在宜兴颇有名气。父亲卧床养病，悲鸿也放弃了走街卖画的生涯，17岁那年分别去宜兴县初级女子师范、始齐小学、彭城中学应聘国画教师，都被录取了。于是，悲鸿开始身兼三职，在三个学校之间来回奔走，往往是天麻麻亮便开始动身，每天奔波几十里，常常过家门而不入。
当时正值1911年，虽然辛亥革命的思潮暗流涌动，但是远在宜兴的徐达章脑子里仍然固存着很多老式的想法，卧病在床的他对儿子的刻苦勤俭很感欣慰，对儿子的婚姻大事也逐渐提上日程。在父亲的坚持下，悲鸿与一位周姓女子订下婚约，悲鸿非常不满意这段婚事，曾经想要逃跑，但被父亲找回来了。不得已，悲鸿与这位裹着小脚的旧式女子成亲。第二年，妻子生下一个孩子，悲鸿为这个孩子取名“劫生”，以表示自己对婚姻的不满，徐父却很高兴徐家有后，能够延续香火，将孩子的名字改为“吉生”。
有份足以维持生活的工作，有妻有子，在徐父眼中，儿子的生活应该不错了，但是在悲鸿心中，想要改变现状的想法从未停止过。当时，上海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镇，传播新思想的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次第出现，江苏靠近上海，也得以能够阅览报纸杂志。
一天，徐悲鸿在一份《时事新报》上读到一则征稿启事，兴之所致，就给报社寄去一幅新近完成的作品——《时迁偷鸡》。《时事新报》是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主持人张元济，是清末秀才，也是开创中国出版业的元勋之一。张元济在一大堆画作来稿中，偶然翻到了《时迁偷鸡》，觉得这幅画非常有趣，画中的人物仿佛从《水浒传》跳到了农家的门前，乡土气息浓郁，人物鲜活生动，他非常喜欢，于是大笔一挥，给了这幅画二等奖。
这个小小的奖项如同暗夜中的烛光，让徐悲鸿心中一亮。上海那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开始在时刻不停地召唤着少年悲鸿，尤其是看到《申报》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并正式招生的广告后，更觉心动，广告上写着：“专授各种西法图画及西法摄影、照相、铜板等美术，并附属英文课。讲义明显，范本精良，无论已习未习，均可报名。”这对于一心想要走出去学习西画的悲鸿而言，不啻于一个很大的诱惑。
而这个从广告上看起来设备精良的学校其实是他的江苏老乡刘海粟主办的。刘海粟或许也没有想到，他的一则广告吸引来一位一心向学的天才画家，同时也是日后与他杯葛经年的“夙敌”，并由此引发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耗时最长的一段恩怨。
慈母的过早离世，让从小无忧无虑的刘海粟品尝到了生活的另一面，家人为了让他尽快从丧母的痛苦中走出来，便建议他去上海走走看看。这时，他在绳正书院的老师谭廉，已经调任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在谭廉的引荐下，1909年，刘海粟走进了周湘的布景画传习所学画画。
落入包办婚姻的窠臼（2）
周湘是近代的著名画家、我国油画艺术的先驱者和美术教育家，亦是中国绘画艺术由传统的师承相授转变为正规的美术学校教育的创始人之一。周湘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早期美术教育开始萌芽与兴起的关键时期，更重要的是，周湘创办的美术专门学校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发生着不可忽视的联系，而且，上海早期美术教育模式的种种尝试，也能在他创办的美术专门学校中找到影子。
早年，周湘曾热情参与康有为发起的“戊戌变法”，后来变法失败，周湘流亡日本，在长崎、东京以卖画治印为生，受到当时日本文艺界的重视，画名大振，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后又到西欧英、法、德等国，与众多外国画家交游，学西洋画法，在此期间，曾化名充任驻英、法公使馆一等秘书二年。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周湘回国，将全部精力投入教学。可以说，周湘是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开拓者，也是西画教育的积极推进者。1909年至1922年间，周湘先后创办美术专门学校多所，有图画专门学校、图画速成科、上海油画院、中西图画函授学堂、布景画传习所、西法油画传习所和中华美术专门学校等，刘海粟、张秉光、汪亚尘、丁悚、陈抱一等著名画家，早期均在周湘学校接受教育。徐悲鸿也曾多次向他讨教。
在周湘的布景画传习所学习的刘海粟，却没有留下什么光彩的记录。据说，刘海粟因调戏周家的丫鬟，被周湘赶出传习所，还有人说，是因为刘海粟勾引周湘的妻子孙静安，使得周湘对他恨之入骨。
几个月后，刘海粟回到常州。关于刘海粟第一次去上海又回到常州，及刘海粟因何离开周湘的布景画传习所，据周湘后人说，是因为刘海粟行为不检点，被周湘开除了。但在刘海粟年谱中，这段经历未有论述。
从上海回到常州的刘海粟在家乡办起了图画学院，教授家乡对画画感兴趣的孩子。在1911年，16岁的刘海粟也遭遇了封建包办婚姻的困扰。原本，刘海粟与自己的表妹杨守玉情投意合，两个人从小一起玩耍学画，性情相合，本以为能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但当两个人的生辰八字拿到算命先生那里捏算时，算命先生却铁口铜牙地断定两个人八字相克，不能结合。当时人们对于婚姻嫁娶还是非常信命理的，因此，在家庭的阻挠下，刘海粟与一个从未谋面的丹阳大户林家女儿定亲了。据说刘海粟因为回门时拒绝同房，遭受林家软禁。刘父原本希望儿子能够留在他身边学习经济管理，将来主持家业，但刘海粟一心想要东渡日本，期望摆脱包办婚姻的桎梏，最后父子两人达成协议，父亲同意儿子去上海，儿子也答应不再出国留学，这样，刘海粟怀里揣着父亲给的200块银元第二次来到上海。
徐悲鸿是不是刘海粟的学生？（1）
再次到达上海的刘海粟，与同在布景画传习所学画的朋友乌始光一起开始谋划未来。当时，由于洋务运动的影响，西学东渐，尤其是青年一代对科学、新文化的追求如饥似渴。政体新旧交替，百废待兴，在这新思想、新文化次第涌现时机，诸多教育机构、文化团体次第粉墨登场。刘海粟、乌始光等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也于1912年11月23日去正式成立了。当时刘海粟年仅17岁。
上海图画美术院（1921年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创办伊始，校址选在上海乍浦路8号一座租来的西式楼内。因为资金有限，条件极为简陋，据说校名是刘海粟将数支毛笔绑在一起，书就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几个大字。
随后，报纸上刊登出了由刘海粟亲自撰写的办学宣言：
第一，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那个艺术的蕴奥。第二，我们要在极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因为我们相信艺术能够匡济现时中国民众的烦苦，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第三，我们原没有什么学问，我们却自信有这样研究和宣传的诚心。
上海图画美术院的办学宣言一经刊出，便承受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舆论，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狂妄自大，各种讽刺嘲笑之声不绝于耳。这在无形中也给学院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1913年春天，上海图画美术院开始在《申报》上刊登广告。第一次招生广告刊登于1913年1月28日，末次招生广告为2月16日，首批只招到了12名学生。
关于这12个学生中到底都有谁如今依然是近现代美术史上的一段悬而未决的公案，徐悲鸿到底进没有进过刘海粟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也一直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一团迷雾。
据诸多关于刘海粟的书籍中说，这12个人中包括有朱屺瞻、王济远等著名画家，也有人说这12人中就有初次来上海学画的徐悲鸿。从事编撰徐悲鸿年谱工作的王震先生则具体考证了首批招生的学生名单，据王震说，首届招生正科和选科一个班共10个人，既没有朱屺瞻、王济远，更没有徐悲鸿。朱屺瞻、王济远等都是后来进入上海图画美术院的，而徐悲鸿则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便不告而别。
画家卓圣格曾在《徐悲鸿研究》一书中，这样记载关于徐悲鸿是否进入上海图画美术院学习：“然而事实上，他在这一段时间加入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学习。他日后极力淡化此事是有原因的，但他曾加入的确是事实。”
王震先生在《徐悲鸿年谱长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这本书中也对这段历史做了极为严谨的记录。王震认为“徐先生虽在该校约有两个多月，即不告而别，却被刘海粟糟蹋一生”（见第8页）。据此看来，徐悲鸿离开宜兴、远赴上海学画的确是因为看了刘海粟在《申报》上刊登的上海图画美术院的招生广告，但是王震又有考证，徐悲鸿应该报的是选科，而不是刘海粟所教授的正科。因此，徐悲鸿虽然进入过上海图画美术院学习，但却没有跟刘海粟学过画。这也是日后徐悲鸿与刘海粟近一个世纪恩怨的始因。
对于徐悲鸿1913年走进上海图画美术院的这段经历，刘海粟一方常常夸大事实，而徐悲鸿一方则刻意回避，在双方当事人均无法正视的情况下，于是，美术界滋生出各种各样的猜想，使这段历史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历史终归是历史，徐悲鸿于1913年进入过上海图画美术院第二期的选科学习是不争的事实，但上海图画美术院是新式的学校，刘海粟也从未给徐悲鸿任过课，因此，无论从传统意义上的师徒关系来讲，还是从现代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来讲，徐悲鸿与刘海粟都不存在师生关系。
徐悲鸿是不是刘海粟的学生？（2）
上海图画美术院创办，布景画传习所的周湘认为这是刘海粟等一帮人着意在抢他的生源，十分生气，终于在1913年8月10日在《申报》刊登致图画美术院告白，里面写到：
图画美术院诸君鉴：
贵院长伍（乌）君及贵教员等，皆曾受业本校，经鄙人之亲授或两三个月或半年，故诸君之程度，鄙人无不悉，为学生尚不及格，遑论教人？今诸君因恨鄙人管理之严厉，设立贵院与本校为旗鼓，其如误人子弟乎？呜呼！教育前途之厄也。
由此，图画美术院与周湘之间展开了一场笔战，直到后来两家对簿公堂。周湘终因不敌刘海粟，从此一蹶不振，晚年经济状况颇为窘迫。周湘后来携妻凄凉返回故里，郁郁寡欢，于1933年病死乡间。
1913年，满怀希望奔赴上海寻求画艺的徐悲鸿不期然走入刚刚成立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却见校舍简陋，设备残缺，更谈不上所谓的理论学习。更让徐悲鸿感到可气的是，自己创作的几幅画竟然被老师拿去做了讲义。眼看自己实在不能在这里学到什么东西，于是，在一个夜晚选择了不告而别，回到宜兴，继续担任彭城中学和宜兴女子师范的图画教员。
徐悲鸿20岁那年，父亲病故。家徒四壁，为父亲入殓的丧葬钱也窘迫得难以筹集，于是写信向一位做药材生意的长辈借了20块银元。在《悲鸿自述》中，徐悲鸿写道：
先君去世，家无担石，弟妹众多，负债累累，念食指之浩繁，纵毁身其何济。爰就近彭城中学、女子学校及宜兴女子学校三校图画教授。心烦虑乱，景迫神伤，遑遑焉逐韶华之逝，更无暇念及前途。览爱父之遗容，只有啜泣。时落落未与人交游。而女子学校国文教授张先生祖芬者，独蒙青视，顾亦无杯酒之欢。
徐悲鸿自述中所说的张祖芬，是宜兴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他看到了徐悲鸿身上的潜质，常常对他加以鼓励。徐悲鸿在丧父的痛苦中继续奔走于三个学校之间，担任三个学校的教员，据说那时的他因身穿重孝而脚上一直着一双红色的袜子而成为宜兴城内的一个怪人。正如徐悲鸿在自述中所说的“时落落未与人交游”，因而显得脾气较为怪异。虽然身兼三校职教教员，但想要提高技艺的想法从未中断，1915年夏天，徐悲鸿再次决定辞去教员一职，想去上海寻找半工半读的机会。
临行前，徐悲鸿专程去向张祖芬告别，张祖芬赠句于他：“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句话影响了徐悲鸿一辈子。
虽然此前有回宜兴探亲的教授徐子明先生很欣赏徐悲鸿的画，答应帮他谋一个职位，但等到徐悲鸿真正去上海，事情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徐悲鸿到达上海后，在徐子明的带领下，见到了复旦公学校长*，尽管*很欣赏徐悲鸿的画，但看到他形容消瘦，面相显小，就对别人说：“此人完全是一个小孩，岂能工作。”因此拒绝为徐悲鸿提供工作的机会。
后来徐子明又推荐徐悲鸿去找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恽铁樵，盼望能找到一份为杂志画插图的工作。谁知道这份工作也是一波三折。因为常常去商务印书馆探听消息，因此得以结识来到上海后的第一个朋友黄警顽。黄警顽是商务印书馆的普通职员，也帮着悲鸿探听工作的事情。
恽铁樵在看了徐悲鸿的画后说：“我们出版的教科书需要插图，你先画几张人物画看一下。”两天后，徐悲鸿带着自己画的人物画去找恽铁樵，恽铁樵看了他的画说：“你的画很好，十之*应该没问题。”让他等几天听信儿。徐悲鸿这次去带的钱不多，已经不够住店的，于是先回宜兴等了几天。几天后再来上海商务印书馆打听消息，这次恽铁樵对他说：“你的事情已经成了，过几天你就可以搬到这里来，吃住都能省了。”徐悲鸿听到消息后喜不自禁，回到住处，展来信纸就给几个朋友通报了这个好消息。谁知道，几天之后，没能等到去工作的消息，却收到恽铁樵一封信，里面说他的画线条太粗，不适合用，并把他的画也都退还了。
徐悲鸿是不是刘海粟的学生？（3）
当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原本寄以很大希望的工作泡汤了，而自己租住的旅店因为欠了几天房钱，被店主赶了出来，行李也被店主变卖抵了店钱。没办法，徐悲鸿只能在旅店的台阶上过夜，偏又遇上暴风雨，一身单衣的徐悲鸿饿着肚子站在漆黑的风雨中，想着自己渺茫的未来，心中悒郁悲愤，自杀的念头慢慢袭来，只想等着天一亮，和自己在上海唯一的好友黄警顽道别后就告别这个几乎无路可走的世界。
第二天一大早，徐悲鸿神情沮丧地来到商务印书馆，对黄警顽说：“我无脸再见江东父老！在上海，我举目无亲，只有你一个新交的朋友，永别了。”说完，掉头而去。黄警顽一开始没在意，后来越想越不对劲，赶紧将工作交给同事，跑到黄浦江寻找徐悲鸿，正看到徐悲鸿在江边徘徊，黄警顽上去一把抓住他，徐悲鸿扑到黄警顽的怀里开始大哭。
随后，黄警顽将徐悲鸿领到了自己的宿舍，他让徐悲鸿睡自己的床铺，自己则到别处借住。白天徐悲鸿在书店里看书，中午在警顽的座位上吃饭，在这段时间，徐悲鸿大量阅读了一些美术书籍和国外优秀作品，有时也去审美书馆观看各种彩印的图画。
在黄警顽的帮助下，徐悲鸿的生活渐渐安定，也开始留意上海美术界的情况，他得知上海有一个办布景画传习所的周湘对西方美术很熟悉，便很想拜会周湘。周湘是徐家汇天主堂所属土山湾油画馆出身的油画教育家。黄警顽便向另一位土山湾油画馆出身、当时在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任职的徐咏青打听周的住址，并转请徐咏青介绍，由黄警顽陪同登门拜访周湘先生。
黄警顽在《记徐悲鸿在上海的一段经历》的文章中回忆说：“那时，上海有一位名叫周湘的油画家，是江苏嘉定人……周湘看上去还不到五十岁，对于这位青年画家一见如故，初次见面，就畅谈了整个下午。第二次拜访时，他带去了自己的几幅中国画和西洋画。周湘很赏识这些作品，说表现技法已经具备成功的条件，只要再下苦功，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一鸣惊人的画家。周湘对欧洲美术史、法国和意大利的各派绘画大师的生平和作品都非常熟悉，读得很多。他让徐悲鸿欣赏了他的收藏和自己的历年作品，使这位青年画家大开了眼界……徐悲鸿虽然只向周湘请教过四五次，却得益不少，把他当作老师看待。周湘后来曾把他的一套四本的西洋画册送给徐悲鸿，那是他的一个学生、上海著名绸布号协大祥的老板丁方镇代他印的。”
周湘对徐悲鸿有很高的评价。在周湘后人的相关文字记录中写道，周湘对徐悲鸿十分器重，说他不仅在艺术上有成就，且道德品格高尚。周湘的后人同时也说徐悲鸿是周湘的学生，如今，在美术界人士看来，两人似乎只有相互切磋之情，并无师生之谊。
在黄警顽的帮助下，徐悲鸿一面饱读美术书籍，一面也找一些能够解决温饱问题的工作，他绘制了一套《谭腿图说》的体育挂图，后来这套图画由中华图书馆出版了，换取了一点微薄的生活费。
这一年年末，徐悲鸿遇到了在上海第二个对他帮助很大的人——黄震之。黄震之本是上海的一个丝绸商人，因为偶尔在旅馆中看到徐悲鸿的山水画，对他的画赞不绝口，又从其他人口中知道悲鸿的经历，深感这位青年的不易，便设法为他寻找栖身之地。黄震之有多处生意，在上海的“暇余总会”赌场也是他的业务之一，他就让徐悲鸿在赌场里休息。
徐悲鸿是不是刘海粟的学生？（4）
徐悲鸿从黄警顽的宿舍搬出，开始住宿在赌场里。上午赌场没人，他就在这里读书作画，下午到晚上是赌场营业时间，徐悲鸿就出去逛书店，在外面看书习画，晚上还要去中国学生会补习法文。半夜，赌场散局，他就在大烟榻上休息，日子过得倒也舒心自在。即便是日日睡在赌场中，徐悲鸿也从未尝试过去赌一把的欲望，他从不期望命运的轮盘会有偶然的馅饼从天而降，他只想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充实自己，让自己的画艺更为精进。
有规律的学习生活并未维持多久，因为黄震之的生意破产，连赌场的一方床榻也无法提供，没有办法，只好又回到黄警顽的宿舍借宿。在好友的建议下，徐悲鸿开始准备报考震旦大学。
在生活陷入困顿之时，他将自己的画寄给了审美馆的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希望能够卖出去几幅。很快接到了高剑父的回音，对他的画很赞赏，并请他再为审美馆画四幅仕女图。当时徐悲鸿身上几乎弹尽粮绝，每天只吃一个饭团充饥，而要完成这四幅画至少需要一周时间，画到第五天，徐悲鸿完全没有钱买饭了，也不好意思去向黄警顽借，因为徐悲鸿知道，黄警顽也没钱了。于是强撑精神完成了四幅仕女图，带着画去审美馆找高奇峰，不巧的是，那天正好下大雪，徐悲鸿又冷又饿，等了好久，却不见高奇峰来，馆中的人说，因为大雪，高先生不来了。徐悲鸿问：明天他来吗？馆中的人说，明天是星期天，按照惯例，高先生是不会来的。于是他只好将画留在那里，一个人顶着风雪空着肚子回来了。
在困顿中也有令人安慰的事情，徐悲鸿在1916年2月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开始攻读法文，为日后去法国留学做准备。思及来上海的种种遭遇，虽然厄运多多，但身边总有朋友相助，为了感谢两位黄姓朋友——黄警顽、黄震之的帮助，在震旦大学期间，他将名字改为“黄扶”。
在震旦大学学习期间，徐悲鸿就对时下的美术界陈习深表不满，有一次在和他的同学盛成聊天时说：“我宁可到野外去写生，完全拜大自然做老师，也绝不愿意抄袭前人不变的章法。”
彼时上海有一个犹太人哈同，来自孟买，后来通过经营房地产与烟草成为远东第一巨富，他在自己的私家花园“爱丽园”内创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校长姬觉弥先生想要为仓颉征求一幅画像，便在《时报》和《申报》上多次刊登这一启事。仓颉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一位仙人，据传说有四只眼睛，高额阔鼻，但从未有过他的画像流传于世。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后，徐悲鸿动笔画了一幅，没想到在大批的应征画中脱颖而出，徐悲鸿不仅获得了高额奖金，同时也成为仓圣明智大学的兼职教师开始走进哈同花园。仓圣明智大学聘请了许多社会名流来此讲学，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陈散原、沈美叔等都是明智大学的座上宾。在这种良好的学习氛围之下，徐悲鸿认识了很多高层次的文化人。尤其是康有为先生，对徐悲鸿爱护有加，并收他为徒。在黄警顽的《记徐悲鸿在上海的一段经历》一文中，对这段有过记录：“徐悲鸿在园里结识了不少人，尤其是因为受到康有为的青睐，使所有的人对他刮目相看。康有为在那时本来已经很少收弟子，但是仍收了徐悲鸿。拜师礼是在新闸路辛家花园康宅举行的，又是我陪他去的，眼看着他在地毯上对康有为叩了三个头。”
康有为不仅在学识上给予徐悲鸿全面指导，甚至邀请徐悲鸿住到了他在新闸路十六号辛家花园的住宅。康有为一边让徐悲鸿帮他为家人和朋友画像，一边让徐悲鸿尽情饱览他几十年的收藏。
徐悲鸿为康有为的学识而倾倒，在《悲鸿自述》中他写道：“南海先生，雍容阔达，率直敏锐……乍见之觉其不凡。谈锋既启，如倒倾三峡之水……相与论画，尤具卓见。”康有为认为中国画衰败极矣，中国传统文化亟待改革，这些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徐悲鸿。
在哈同花园行走时，徐悲鸿不仅得遇康有为、陈散原等学术大师的指点，同时也结识了来自宜兴的同乡蒋梅笙教授，常常去他家，并因此遇到了他在爱情道路上的第一个女子蒋碧薇。
刘海粟扬名“模特儿风波”（1）
当徐悲鸿在上海从不名一文的乡下青年到进入哈同花园，成为康有为、蒋梅笙等名流的座上客时，在1912年末创立上海图画美术院的刘海粟也已经在上海滩颇有名气。学校初创伊始，因乌始光年长，被推为校长，刘海粟任副校长，至1916年，乌始光辞职，刘海粟自任校长，并将学校改名为“私立上海图画美术学校”，随即着手教学改革，停办选科，增设预科以及师范学科。
在这之前，上海图画美术院也是在经费奇缺的情况下勉强坚持，先后搬家两次，最后迁校舍到西门外的白云观务本女校旧址。按照学科规定，高年级的学生应该有人体模特儿实习课，但是当时人们思想观念保守，很难接受*，模特儿更是难找，只好用一个男童代替。学生们老画男童，逐渐感到厌倦，后来改请一个壮年男子模特儿。先是*，半年后，学校请这个模特儿*，这人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侮辱，拂袖离去。不得已，刘海粟开始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应征而来的人很多，但因为要求*又都离开了。据说，有一个人此前已经答应*让学生画，并立下了军令状，若是临阵逃脱愿意受罚，结果，当他走到众多学生的面前*时，他满面通红地说： “我愿意受罚。”可见，做*模特儿迈出第一步是何等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刘海粟还是寻找到了一位愿意*的模特儿，也使得高年级的写生课得以顺利进行。
1917年，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的成绩展览会在上海张园安屺府举行，因展品中有在校学生的人体习作，当时舆论哗然，很多人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物，上海城东女校校长杨白民看后大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之蟊贼！”当时还有人在报纸上撰文说：“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二是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三是提倡*的刘海粟。”一时间，社会舆论纷纷而起，矛头直指当时的美专校长刘海粟。
刘海粟则毫不示弱，干脆以“艺术叛徒”的名号自称。并撰文反击：
非性格伟大，决无伟大人物，也无伟大的艺术家。一般专门迎合社会心理，造成自己做投机偶像的人，他们自己已经丧葬于阴郁污浊之中，哪里配谈艺术，哪里配谈思想！伟大的艺人，他是不想成功的，他所必要者就是伟大，不是俗人的虚荣，不是军阀的战胜，是一切时间上的破坏，而含有殉教的精神，奇苦异辱，不能桎梏他的生涯；贫苦寂寞，时时锻炼他的性灵。虽然在悲歌之中，也能借其勇气而自振。他实在是创造时代的英雄，决不是传统的牺牲者，更不是社会的奴隶，供人揄扬玩赏。伟大的艺人，只有不断的奋斗，接续的创造，革传统艺术的命，实在是一个艺术上的叛徒！
现在这样浮躁的社会、浊臭的时代里，就缺少了这种艺术叛徒！我盼望朋友们，别失去了勇气，大家来做一个艺术叛徒！什么主义的成功，都是造成虚幻之偶像，所以我们不要希望成功，能够破坏，能够对抗作战，就是我们的伟大！能够继续不断地多出几个叛徒，就是人类新生命不断的创造……
这年8月，刘海粟读到了蔡元培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以美育代宗教说》，对文中“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的思想深感认同，便连夜修书给蔡元, , 培先生，一面表达自己对此宏论的敬意，另, 一面也希望得到蔡先生对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的支持。蔡元培原本与刘海粟的姑夫屠敬山即为旧识，接到刘海粟的信后他立即提笔回复，并在信中附寄了一封他写给江苏教育会沈恩孚先生的信，希望沈能关照一下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由此，*模特儿的风波暂时平息了下来。
刘海粟扬名“模特儿风波”（2）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这只是关于模特儿风波的一个序曲。1919年图画美术学校的学生在静安寺路环球学生会举行画展，再次遭到来自政界、文艺界的阻挠。这一天，正当刘海粟带领学校的几个老师、学生摆放画的时候，从外面闯进来两个年轻人，以张挂淫画为由，强行关闭画展。不得已，刘海粟只得暂时关闭环球学生会的展览。
但是对于引进新美术的思想，刘海粟并未放弃。1920年7月，他托朋友四处辗转，终于找到一位敢于*的女模特儿。刘海粟敢逆流而上将中国美术向前推进一大步，但也遭受了来自各方压力以及骂名，在纷纷扰扰的议论与骂声中，刘海粟的大名在美术界也愈来愈响。
关于模特儿的争议并未随着刘海粟名声日隆而偃旗息鼓。1924年，刘海粟的学生饶桂举在江西举行绘画展览，陈列了几张人体素描，却遭到江西警察厅的取缔查封。饶桂举电告刘海粟，请他伸张正义。刘海粟当即给*长黄郛写信，又给江西省长蔡成勋写了信。两封信同时刊在上海各报上。
黄郛致电江西省政府后，江西省警察厅立即撤销了禁令，饶桂举的展览会继续进行。但《申报》、《新闻报》却刊登了上海市议员姜怀素要求当局严惩刘海粟的呈文。他将上海社会的淫靡之风归咎到上海美专使用模特儿上。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正俗社董事长朱葆三也开始对刘海粟发难，他在给刘海粟的公开信中说：“先生以金钱势力，役迫于生计之妇女，白昼现形，寸丝不挂，任人摹写，是欲令世界上女子入于无羞耻之地方也……”
刘海粟提笔应战，一时间，上海报纸热闹非凡。在刘海粟檄文般的回应下，朱葆三和姜怀素都选择了沉默，刘海粟以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不曾想心有不服的姜怀素却引来了更大的反对者——民国枭雄孙传芳。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泰安人，1904年从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冬毕业，1909年3月回国，此后开始了一生的戎马生涯，成为拥兵自重的军阀。世人皆知孙传芳杀人如割韭，却不知孙传芳也有爱好风雅、喜好读书的一面，尤其是他的一手好字，颇见功力。
1926年5月，姜怀素致信新任上海督办的孙传芳，就上海美专使用*模特儿一事向孙传芳呈文，后来报纸全文刊登。上海知事危道丰随后就派人对上海美专发了严禁画*的禁令。
刘海粟再次拿起笔，直接书陈孙传芳，5月19日，《刘海粟函请孙传芳、陈陶遗两长申斥危道丰》一文在《申报》发表。在这封信中，刘海粟引欧西各国有关*模特儿的例证，并指责议员姜怀素信口雌黄，轻言妄动，知事危道丰以儆谬妄，而彰真理。
时隔不久，刘海粟接到孙传芳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海粟先生文席：
展诵来书，备承雅意。黻饰过情，抚循惭荷。贵校研究美术，称诵泰西古艺，源本洞晰，如数家珍，甚佩博达。
生人模型，东西洋固有此式，惟中国则素重礼教，四千年前，轩辕垂衣裳而治，即以裸裎袒裼为鄙野；道家天地为庐，尚见笑于儒者。礼教赖此仅存，正不得议前贤为拘泥。凡事当以适国情为本，不必循人舍己，依样葫芦。东西各国达者，亦必不以保存衣冠礼教为非是。模特儿止为西洋画之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以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术矣，去此模特儿，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召毁，俾淫画淫剧易于附会，累牍穷辩，不惮繁劳，而不能见谅于全国。业已有令禁止，为维持礼教、防微杜渐计，实有不得不然者。高明宁不见及，望即撤去，于贵校名誉有增无减。如必怙过强辩，窃为贤者不取也。复颂日祉。
孙传芳启
六月三日
刘海粟扬名“模特儿风波”（3）
孙传芳原本以为用这封信就能劝止刘海粟，但刘海粟并未就此停止捍卫艺术的奋争。6月10日，刘海粟再次在《申报》上刊登了回复孙传芳的全文：
馨帅麾下：
恭奉手谕，雒诵循环。敬悉帅座显扬儒术，教尚衣冠，振纪提纲，在兹一举。昔曾文正公奠平发乱，坐镇东南，劝学礼贤，讲信修睦，至今东南人士，称颂勿衰。今帅座武继先贤，发辉光大，此不第粟一人景仰之私，即我五省人士闻之，当亦欢忻雀跃，鼓舞同情。粟束发受书，研经钻史，长而问业于有道君子，默识乎微言大义，平昔诏戒诸生，悉本儒者之教。赐教各节，在粟固无丝毫成见，荷蒙厚爱，晓喻周详，粟非木石之俦，敢不俯首承命。惟学术为天下公器，兴废系于历史，事迹在人间耳目，毁誉遑惜一时。吾帅旷世英明，检讨义理，不厌求详，愿从容前席，略再陈之。
现行新学制，为民国十一年大总统率同总理王宠惠、教长汤尔和颁布之者，其课程标准中，艺术专门，列生人模型，为西洋画实习之必需，经海内鸿儒共同商榷，粟厕末席，亲见其斟酌之苦心也。敝校设西洋画课，务本务实，励行新制，不徒仿西学已耳。自置生人模型以来，亦既多年，黉宇森严，学风肃穆，与衣冠礼教从无抵触之处。比读帅座与方外论佛法之书，救世深情，钦迟弥切。夫佛法传自印度，印度所塑所画之佛像，类皆*其体，而法相庄严，转见至道。自传中土，吾国龙门大同之间，佛像百千，善男善女低徊膜拜者历千年，此袒裸之雕像，无损于佛法。矧今之生人模型，但用于学理基本练习，不事公开，当亦无损于圣道。此二者等自外来，并行不背，并育不害。盖可必也，吾帅以为不适国情，必欲废止，粟可拜命。然吾国美术学校，除敝校外，宁沪一带，不乏其数；苏省以外，北京有国立艺专，其他各省，恐无省无之。学制变更之事，非局一隅而已也；学校兴废之事，非由一人而定也。粟一人受命则可，而吾帅一人废止学术，变更学制，窃期期以为不可也。伏念吾帅下车以来，礼重群贤，凡百兴举，咨而后行，直道秉公，举世无匹，关于废止此项学理练习之生人模型，愿吾帅垂念学术兴废之巨大，邀集当世学术宠达之士，从详审议，体察利害。如其认为非然者，则粟诚无状，累牍穷辩，干渎尊严，不待明令下颁，当先自请处分，刀锯鼎镬，所不敢辞。率尔布陈，伏维明察。粟此敬请勋安。
孙传芳看了信大怒，认为刘海粟不识抬举，不给他面子，刊在报端更伤了他的尊严，于是立即发出通缉刘海粟的密令。因为上海美专地处上海法租界，孙传芳不可能直接从法租界捉拿刘海粟，就电告上海领事团和交涉员许秋枫，交涉封闭美专、缉拿刘海粟。密令很快传遍了上海。6月23日，法国驻沪领事通知上海美专中国官方四次来交涉，领事已为美专辩护四次，告以美术学校皆有此项设施，但中国官方请求不休，此属意争，劝刘海粟暂且将人体模特儿撤去，以予面子，过段时间，仍可继续开办人体模特儿课。为了保全美专不被封闭，刘海粟不得不作暂时让步。
但是上海知事危道丰认为刘海粟未得严惩，一直耿耿于怀，他以刘海粟在报纸上的文章损害他名誉权为由，将刘海粟告上了法庭。不得已，为了给官员和政府一个台阶下，刘海粟象征性地掏了50元赔给对方了事。
自此，耗时近十年的*模特儿风波才算告一段落。政府不再追究，上海美专也继续进行真人模特儿的美术课程。《申报》发表文章对此事评价说：“刘海粟三个字在一班人的脑海里、心头上，已经是一个凹雕很深的名字。在艺术的圈子里，他不但是一个辟荒开道的人，并且已是一个巍巍树立的雕像。”
此次战役，奠定了刘海粟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很多人称他为中国提倡模特儿第一人，虽然后来这种说法遭到了很多美术界同仁的异议，认为刘海粟并不是美术教育史上引入*模特儿第一人，比他更早画*模特儿的还有李叔同（弘一法师）等人。其实不必纠葛于是谁第一个拿起笔来画*模特儿，单就从刘海粟因提倡新美术教育而与当权者开战，并将*模特儿观念普及世人这点而言，他就有了无可估量的贡献。并且，刘海粟这种坚持引入西方新美术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早已超出美术史和教育史本身，从另外一个侧面展示出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曲折历程。
徐悲鸿欧洲游学8年（1）
当刘海粟因一场模特儿风波事件而使得上海文化界翻云覆雨，自己也成为美术界的风云人物时，远在欧洲的徐悲鸿正徜徉在西方浩繁丰饶的绘画世界中，孜孜不倦地汲取着艺术世界的养分。
徐悲鸿19岁时在同乡徐子明教授那里看到法国卢浮宫的名画复制品之后，醉心西方艺术，就产生过想要去留学法国的念头，但当时经济窘迫，赴欧洲留学也只能是一个梦想而已。自进入哈同花园后，生活状况一点点好转，出国游学的梦就更真切了。
1917年，远在家乡的妻子病重，徐悲鸿在接到家人催促回家的信之后匆匆返家，妻子却因为被送到常州看病而未曾得见，徐悲鸿只好给妻子留了一件皮背心和30元钱，又返回上海，事后不久，妻子在家中病逝。
这段时间，也正是徐悲鸿和蒋碧薇（那时她还叫蒋棠珍）情感萌芽的阶段。蒋碧薇原本已经定好了一门亲事，未来的夫婿是她父亲的学生。蒋碧薇本来对这门亲事就不满意，结果，这个未婚夫也不争气，临近考试，竟然跑到未来的岳丈家想要搞到考试题，打起了作弊的主意。徐悲鸿在哈同花园的时候，常常来蒋府与蒋梅笙教授攀谈，蒋家人难免将未来的姑爷与眼前这个器宇轩昂、潇洒不凡的悲鸿做比较，有一次，蒋梅笙竟然与妻子喟然长叹：“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这话被蒋碧薇听到，心中更加难受。
徐悲鸿也对蒋碧薇心生好感，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得到了康有为的支持。此时，徐悲鸿得到了哈同花园1600块大洋的赞助，对外宣称说是4月中旬启程去法国留学，并赴蒋家的饯行晚宴，其实暗地里买到了去日本长崎的船票。1917年5月，徐悲鸿偕蒋碧薇乘日本“博爱丸”轮船，由上海私奔到日本长崎，再转道东京，在东京住了下来。
在日本留居期间，徐悲鸿常常到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家那里参观临摹，有空时就与日本书画家中村不折、竹内栖凤等人讨论学术。日本印刷术优美精良，出版的艺术书籍非常丰富，徐悲鸿喜好书画，没事的时候就在书店流连，看到喜欢的就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他在日本收获颇丰，不仅淘到了很多喜欢的艺术珍品，期间，也与日本艺术界的著名人士进行交流，在学术研究上获益很多。
由于徐悲鸿与蒋碧薇所带资金有限，当时只找了一个约6平方米的小房间，吃饭也是在房东处搭伙。饶是如此节约，半年后，他们所带的钱也几乎花完了，据蒋碧薇《我与悲鸿》中叙述道：“我们在东京住了半年，旅费和生活费用花得不多，倒是徐先生大量地买书买画所费不赀，因此我们带来的两千块钱很快就要用完了。东京居家大不易，再拖下去就得挨饿，于是我们只好在当年11月间，又从东京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的徐悲鸿和蒋碧薇，首先去拜访了康有为，期望能有机会去欧洲游学。康有为建议徐悲鸿先去北京，等欧洲局势稳定一些再谋划不迟，又写信给在北京的大弟子罗瘿公，希望他能帮助徐悲鸿。
蒋碧薇因为违背婚约离家出走，从日本回来后也不敢回家，只好和徐悲鸿暂时住在一个小旅馆里。蒋母听说女儿回来了，晚上偷偷地来旅馆看望自己的女儿，见女儿住的地方狭窄，就张罗着给女儿和徐悲鸿租了一间厢房。在上海没待多久，徐悲鸿就带着康有为的介绍信北上去了北京。
徐悲鸿欧洲游学8年（2）
在北京，经友人介绍，徐悲鸿认识了华林，后来在华林的引荐下，见到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元培见徐悲鸿画艺精湛，就聘请他为刚刚成立的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导师。
徐悲鸿便在北大一边教书一边等待公费留学法国的机会。在罗瘿公的引荐下，徐悲鸿认识了当时担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傅增湘看了徐悲鸿的画非常欣赏，表示说，如果有留学法国的机会，一定让徐悲鸿前往。后来，由于第一批留法名额有限，徐悲鸿未能名列官费留学名单上。徐悲鸿得知消息后大怒，认为傅增湘欺骗了他，当下写了一封言辞尖刻的信以泄心头之愤。不久，欧战结束，傅增湘仍然担任段祺瑞内阁的教育总长，在第二批留法学生名单中，徐悲鸿的名字赫然在列。徐悲鸿以为当初写信责骂过傅增湘，自己留学必然再无机会，却不料傅增湘不计前嫌，仍然记得之前自己的承诺，这让徐悲鸿大感内疚，登门拜谢。几经周折，徐悲鸿终于在1918年末争取到了公费出国的机会。
也是在这一年，刘海粟的上海美专校刊《美术》杂志发行。《美术》杂志是中国第一本专业美术杂志，为中国新文化启蒙做出了重要贡献，蔡元培、沈恩孚等众多名士都先后为它题写了刊名。鲁迅也以笔名“庚言”在《美术》杂志第一期中热情撰文：“可以看出主持者如何热心经营，以及推广的劳苦痕迹，希望从此引出许多创造天才，结得极好的果实……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又在这个时候，创办《美术》杂志，确如雪中送炭……”
《美术》杂志在1918年10月25日创刊，在第一期所附的同学录中，就有徐悲鸿的名字，称徐悲鸿为选科第二届毕业生（毕业年限为1914年7月）。
这期杂志徐悲鸿没有看到。
1919年3月17日，徐悲鸿偕妻子蒋碧薇随中国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等89人，乘日本货轮启程奔赴法国，《申报》由此发文称：徐氏为中国公派留学美术第一人。
当时还有一个刊物报道了此事，那就是上海美专的杂志《美术》，在《美术》杂志的“美术界消息”这一栏目中，有《美术家之赴法留学》一文，里面写道：
北京大学教授、前图画美术学校毕业生徐悲鸿君，学术优长、名誉卓着，今为预储美术人才起见，特派徐君前赴法国国立美术专门学校留学，闻于前日已乘印伯丸由伦敦赴法，吾国之派赴西洋留学美术者，以徐君为第一人云。
在《美术》第二期刊出之时，徐悲鸿早已经到达了巴黎，也并未看见。否则，徐刘两人的论战恐怕要提前爆发好几年。
1919年夏天，到达法国的徐悲鸿，面对闻名于世的文艺之都，很快便如痴如醉。20世纪初，西方艺术新派别不断涌现。西方艺术最大的特点，一是对传统的借鉴打破了民族、地区、国家、时间等人为的或自然的障碍而更具世界性；二是各门类艺术之间相互影响更趋密切，个性化的时代，强调个性和内省反思是社会的和个人的价值判断的立足点。“反传统”成为这个世纪艺术的主流，各种画派开始次第出现，如，以马蒂斯为代表的野兽派，以杜尚为代表的达达主义，以莫奈为代表的印象主义，此外，立体派、未来派、超现实派、抽象派等甚嚣尘上。
欧洲的绘画艺术，从著名艺术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绘画及雕塑艺术开始走向世界，直到莫奈、塞尚、凡高，它的发展源远流长，有着自己的血统与传承，与东方绘画艺术风格迥然不同，但都属于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宝贵遗产。
徐悲鸿欧洲游学8年（3）
来自中国的徐悲鸿，站在欧洲的文艺中心巴黎，面对着林林总总的艺术派别，清醒地认识到，有选择地吸收与摒弃是何等重要。
此时的徐悲鸿，如同一块张开满身细胞的海绵，掉入大海中，拼命汲取养分，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去博物馆临摹，一去就是一天，只带一块干面包和一壶水，不到闭馆不出来。久而久之，就落下了胃疼的病根。
徐悲鸿自忖素描底子不好，于是先进入巴黎私立朱利安画院学习素描，他每天作画十几个小时，有时跑到动物园观察猛兽写生。几个月下来，徐悲鸿的素描功底有了很大的进步。
第二年，经过三轮考试，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法国国立最高美术学校图画科学习，师从弗拉孟教授。如今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档案馆中依然保留着徐悲鸿入校的档案，在新生签名簿上，徐悲鸿名字后面用鹅毛笔写着：
出生地：宜兴（中国）
导师：弗拉孟
被画室接纳时间：
参加入学考试时间：
被允许开始学习时间：
虽然是官费留学，但因为当时国内时局动荡，军阀混战，来自北洋军阀官府资助的官费时断时续，当时去法国的留学生都曾遭遇过经济上的窘迫，徐悲鸿也不例外。本来国内所邮寄的资费有限，他又喜欢购买书籍绘画，每每一有钱就不能自持，出去购买大量文艺书籍，因此，他和蒋碧薇常常陷入食不果腹的境地，蒋碧薇曾经愤怒地向他说道：“你是与艺术结婚，不是与我蒋碧薇。”
1921年4月法国国家美术展开幕，徐悲鸿从早上进去观摩一直到闭馆，走出会场时，才忽然发现外面下着大雪。他整天没有进食，又缺少御寒的大衣，眼前没有了艺术食粮的滋补，顿时感到饥寒交迫，腹痛如绞。回来后以为洗澡能御寒，不曾想澡还没洗完，却肚子痛得直不起腰来，从此徐悲鸿患上严重的肠痉挛症。他常常强迫自己忍痛作画，并在一幅素描上如此写道：“人览吾画，焉知吾之为此，每至痛不支也。”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生活贫难之时，总会遇到“贵人相助”，帮助他渡过难关。徐悲鸿的物质世界很贫乏，但是精神世界异常丰富。他身上金子般的光芒，常常会吸引到大师的青睐。
在法国，他非常仰慕当时的法国画坛公认的领袖人物达仰，很想拜访，但苦于无门，最后徐悲鸿不顾一切，冒着被拒绝的危险，带着自己画的作品登门求见。徐悲鸿诚恳的求学态度与作品都给达仰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大画家对徐悲鸿很是赞赏，于是徐悲鸿在学校学画之余，每到周末就去达仰家中求教，与达仰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8年，徐悲鸿已经回国，画家颜文梁到法国游学，拿着徐悲鸿写的介绍信拜访达仰，达仰的妻子听说徐悲鸿有了孩子，亲自做了一双童鞋，让颜文梁带回去送给徐悲鸿的孩子。
1924年，在巴黎公社社员墓碑前写生的徐悲鸿，偶遇了前来凭吊的周恩来。《周恩来传》的主笔、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廖心文说：“当时周恩来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凭吊死难烈士，遇到了正在这里写生作画的徐悲鸿。两个人相见以后，可能因为两个人都是江苏人……所以觉得特别的亲切。他们在巴黎产生的这种感情，延续到解放以后。”
在贫寒的生活中永远有伟大的心灵做伴，这或许是徐悲鸿的幸运。
“天狗会”与“天马会”
一战后的欧洲，物价飞涨，徐悲鸿所带的钱剩得越来越少，生活也益发困难，很多留学生开始打道回府，而他却不愿意半途而废。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法郎在德国可增值数倍。于是，很多留法学生开始到德国继续学习，徐悲鸿和蒋碧薇也来到德国，徜徉在德国绘画艺术的光与影中不能自拔。
1923年5月，徐悲鸿从德国回到巴黎，他的油画《老妇》入选法国国家春季沙龙。次年5月，在法国莱茵河宫举行了中国美术展览，这是一次中国留欧美术学生的成绩大展览，徐悲鸿、林风眠等人都参加了这次展览。
艰辛贫寒的学习生活中也常苦中作乐。当时欧游学人中各色人才都有，闲时常常聚在一起探讨大洋彼岸的国是，感慨国内政治，嘲笑当时“帮闲文人”的不是，在几个人说笑戏谑间成立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天狗会”绘画社团组织。
“天狗会”成员中有谢寿康、徐悲鸿、张道藩、邵洵美等，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分子，譬如孙佩苍是军师，郭子杰是“天狗会”行走，蒋碧薇则被戏称为“压寨夫人”。“天狗会”社团的成立，带着几分玩笑，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对当时国内颇为著名的西画美术组织“天马会”的讽刺。
“天马会”是由汪亚尘、刘雅农等人发起的第一个新兴美术团体组织。在画家刘雅农于1980年写的《上海美专忆旧》中，详细记述了天马会的原始创始人，分别是：丁慕琴、江小鹣、汪亚尘、陈晓江、杨清磐、张辰伯和刘雅农。在刘雅农的这篇文章中，发起者并无刘海粟。一开始，“天马会”是一个小团体，仅仅局限于几个人知道，后来影响慢慢扩大，上海美专的很多学生都来参加了，刘海粟也成为“天马会”的主要成员。
刘海粟撰写了《天马考》、《天马是什么》在《艺术周刊》上发表，述说“天马会”的宗旨：1.发挥人类之特性，涵养人类之美感；2.随着时代的进化研究艺术；3.拿美的态度创作艺术，开展艺术之社会，实现美的人生；4.反对传统的艺术、模仿的艺术；5.反对以友谊的态度来玩赏艺术。“天马会”还规定，每年春秋两季，征集新作，公开展示。
首次展览孙中山先生也特地来参观，“天马会”的画展在当时影响很大，后来扩大到国画家，吴昌硕、王一亭也拿作品参加过。
虽然“天马会”在国内影响很大，但是在游学欧洲的留学生看来，不过是一个闲适文人组织的一个无聊社团罢了，或许从那时起，在徐悲鸿的眼中，刘海粟就是一个热衷于搞社会活动而并非真正热爱绘画的人吧，否则，也不会在大洋彼岸搞一个“天狗会”与其遥遥相对。
徐悲鸿欧游归国
国内政局变幻莫测，各地军阀陷入混战夺权的旋涡中，哪里还有人理会远在海外的留学生们？到了1924年，徐悲鸿的官费完全中断供给。这一时期，徐悲鸿从德国柏林回来，再次陷入生活困顿的局面。他给百货公司画画，蒋碧薇也帮别人缝补衣服补贴家用，但仍然吃了今天的晚餐，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在蒋碧薇的*里记录了一次她出门借钱的经历。以前的大家闺秀哪里有敲门借钱的经历？在外面盘桓了一天之后空手而归，两个人只好在家饿了一天。偏又遇上冰雹天，把画室砸烂了，悲鸿原本指望房东能帮着修缮，结果房东拿来合同，上面写着，如果损坏，要自行负责赔偿，不得已，只好四处借贷，幸好当时的驻法公使赵颂南资助，才渡过这一个难关。
徐悲鸿为了表示感谢，为赵颂南的夫人画了一副画像，名为《赵夫人像》，并在《悲鸿自述》中写下了作画的愉快心情：“我学博杂，至是渐无成见，既好安格尔之贵，又喜左恩之健，而己所作，欲因地制宜，遂无一致之体。我于赵夫人像，乃始能作画前，决定一画之旨趣。有从容暇逸之乐。”
在赵颂南的引荐下，徐悲鸿认识了当时来欧洲考察的著名教育家黄孟圭，两人相见恨晚，据说第一次在街头的咖啡店里聊天，就聊了四个钟头。第二天，黄孟圭直接去徐悲鸿家里参观他的画作。黄孟圭看到徐悲鸿画作颇丰，极力建议他去南洋办画展，一来是自己绘画成果的展示，二来可以筹措资金，以解决当下生活困顿。黄孟圭并将在新加坡烟草公司担任要职的弟弟黄曼士介绍给徐悲鸿。
黄曼士是当地名士，交游广阔，能讲多种方言，仗义好客，喜好艺术，将自己居住的地方命名为“百扇斋”，房间内古玩字画琳琅满目。徐悲鸿接受了黄孟圭的建议，于1925年离开法国远赴新加坡，暂住在黄曼士的“百扇斋”内。在黄曼士的介绍下，徐悲鸿为新加坡多名富商巨贾作画，收入颇为丰厚。从新加坡筹款成功的徐悲鸿，于1926年1月，乘坐法国“爱纳克”号回上海会见朋友们。
回上海的徐悲鸿受到了上海文艺界朋友的热烈欢迎。2月18日，田汉、黎锦晖在上海大东旅舍发起盛大的文艺界聚会“梅花会”，主要目的是欢迎蔡元培。到会者很多，有文学界的郑振铎、郭沫若、宗白华、郁达夫等，有音乐家傅彦长、张若谷、郑觐文等，画家除林风眠、徐悲鸿之外，还有周一舟、丰子恺等十余人，上海文艺界150多位名流到场。这是上海文艺界空前盛会，在这次大会上，徐悲鸿展出了自己的油画40多幅，原本以欢迎蔡元培为主的盛会变成了徐悲鸿的小型美术展览会，徐悲鸿的画得到了与会者的赞扬与认同，《申报》的记者佩锵随后撰文《梅花会纪盛》，报道中说：“徐君之画，沉着深刻……蔡元培到时，亦逐件细加观赏，是全会最引人注目之一事也。”
很快徐悲鸿再次到巴黎。在游历了瑞士和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等地之后，徐悲鸿于1927年9月，结束了留学生涯回到上海。
刘海粟出国游学（1）
在以欢迎蔡元培为旨、文艺界名流云集的“梅花会”中，并未看到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的身影，在各种报端杂志记载的100多位参会者名单中，也没有看到刘海粟的名字。这委实有些奇怪，一向喜欢人多热闹的刘海粟这一天为什么没有来呢？
1926年春天的刘海粟正陷在模特儿事件的争端旋涡中，虽然身遭军阀的威胁恐吓，但在文艺界却博得了文艺斗士的美誉。而刘海粟与蔡元培私交甚笃，按说没有理由不参加这样一个盛大的“梅花会”。刘海粟为何没来，至今无据可考。
纷纷扰扰历时十年的*模特儿风波在1926年结束，原本以为能清清静静投入教学与绘画的刘海粟旋即又遭遇了又一场风波。
上海美专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已经颇具规模。正当全校师生们积极筹备美专校庆的时候，一个偶然的事件又把刘海粟推到了风口浪尖。
1926年11月下旬的一天，西画系主任王济远正在上课，外班的一个名叫朗应年的学生擅自走进教室与班上一个同学讲话，旁若无人，王济远忍无可忍，喝令朗应年出去，朗应年不服，与王济远发生激烈争执。
朗应年在学生中间有些影响力，与王济远结怨后就煽动学生组织学生会，要求学校开除王济远。学校不能容忍这样无礼的要求，开除了以朗应年为首的三个学生，学生会组织学生罢课，王济远愤然递交了辞职函。事情越闹越大，不得已学校只好提前放假。但是这个决定又遭到了学生的反对，有一部分对美专不满意的老师随即带领一部分学生又成立了新华艺专。走了一部分老师和学生，上海美专的元气大伤。
第二年开学时，去新华艺专的学生又要求返校，与校方发生冲突，事情演变愈来愈厉害，刘海粟在各种压力下被迫辞去了校长职务。
关于1927年学生风潮的事件起因，刘海粟在时隔几十年后说，起因是潘玉良。在一次电视采访时，刘海粟说：“潘玉良在上海美专读书时，大家并不知道她出生青楼。有一次周末开同乐会，师生都要表演节目，轮到潘玉良表演时，她推却不了，就唱了一段《李陵碑》，字正腔圆的演唱，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因为这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必受过严格训练，于是让同学起了疑心，才千方百计打听她的过去，才有身世泄密，闹出退学风潮……”
学生退学风潮还未平息，上海又迎来了白崇禧部队，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协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政权。一时间，上海陷于刀光血影、一片恐怖之中。刘海粟与章太炎、黄炎培等知名学者的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国民党的“学阀”名单中。在黄炎培的劝说下，刘海粟离开上海，流亡日本。
1919年，刘海粟曾经游学日本，这一次是流亡而去，心情大不一样。不过在日本，刘海粟遇到了同样流亡天涯的旧友、美专教员王济远，画家张善子，著名诗人柳亚子等，生活倒也不寂寞。
柳亚子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他和刘海粟在日本街头相遇的情景：
1927年，我在日本东京市外井之头公园中，第一次遇到了他，却大家都在过着亡命的天涯。这时候的当局者，大概嫌我的思想太左倾了，以为是有什么嫌疑之类；而对于海粟，却又认为太右，加以“学阀”的头衔。做人是这样的不容易吧，我们一见面就笑起来。于是谈政治，谈文学，谈到拜伦，谈到曼殊，很是津津有味的。酒酣耳热之余，我便写了两首旧体诗送给他：
相逢海外不寻常，
十载才名各老苍，
一卷拜伦遗集在，
断鸿零雁话苏郎。
白衣送酒陶元亮，
皂帽居夷管幼安，
一笑劝君钳口好，
人间鸡犬尽淮南。
刘海粟出国游学（2）
刘海粟拜访了第一次来日本就认识的著名画家小室翠云，后来又陆续认识了日本画坛的桥本关雪、满谷国四朗等人。在日本两个月时间，收获颇丰，在朝日新闻社做演讲，并做了一个很隆重的画展，“刘海粟”这三个字便在日本画坛上响起来。
1927年8月，国内形势好转一些，在蔡元培的信件催促下，刘海粟渡船回国。他向蔡元培提出想要出游欧洲学习的愿望，蔡元培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刘海粟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不仅为他提供了留学名额，还为他谋到了学院特论员一职，每个月有160元的收入，一下子帮刘海粟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刘海粟很感动，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
屡蒙我公嘉惠提携，窃以为生平大幸。尝自傲曰，生平无师，惟公是我师矣。故敬仰之诚，无时或移。今更蒙许由大学院派赴欧洲研究，足见先生爱我之切，亦无时或易也。感激之情，更非区区楮墨所可表于万一。并希望此项使命形式先期发表，俾晚早日收束国内琐事，以决心渡欧也。
1929年2月，刘海粟携第一任妻子张韵士、儿子刘虎赴欧考察，同行的还有画家张弦。在欧洲，刘海粟认识了早他两年来欧洲的傅雷，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两人很快成为至交，傅雷法文基础好，成了他的法文老师继而是左膀右臂。这段时间，刘海粟创作颇丰，在卢浮宫、奥赛博物馆，他临摹了很多著名画家的杰作，比如，伦勃朗的《斐西芭的出浴》以及凡高等其他印象派的作品。
1929年9月，刘海粟在傅雷、张弦等好友的鼓励下，将《前门》一画送往法国秋季沙龙参展。后来，他的《森林》、《夜月》等四幅画又在蒂勒里沙龙参展。在欧洲，刘海粟与傅雷一道，游历了很多地方，他们一起乘火车去凡高苦难人生的最后驿站奥弗凭吊，与傅雷、张弦又拜访了巴黎美术学院院长贝纳尔和其他著名画家。刘海粟在巴黎风光无限，在1931年应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的邀请奔赴德国讲中国画学，在巴黎克莱蒙画院举行个人画展，其中《卢森堡之雪》被法国政府购买。巴黎大学教授路易赖鲁阿教授写序说：“刘海粟确是一位大师，因为他有他的信徒，这不但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锋，即于欧洲艺坛，亦是一支生力军。”时年35岁的刘海粟第一次在欧洲被冠以艺术大师的称谓。
1931年9月，刘海粟与妻子张韵士，朋友傅雷、张弦一起离开巴黎，回到上海。此次欧洲游学，刘海粟可谓收获丰厚，他带回了大量作品，其中，《巴黎圣母院夕照》、《塞纳河》、《卢森堡公园》、《卢森堡之雪》等代表作均出自这一时期。尽管在赴欧之前，刘海粟就认识并接受了印象派和印象派之后的西方现代艺术，但他还缺乏对西方艺术近距离的品评与观摩，缺乏真实的接触，为期近三年的欧游，使得刘海粟弥补了这一缺失，并且，置身于西方艺术世界，更为有力地促使刘海粟去反观中国文化。可以这样说，刘海粟此次欧游，奠定了他此后一生致力于“中西融合”艺术之路的基础。
大师初长成（1）
刘海粟的欧游之行，奠定了他探索“中西融合”的艺术道路，后印象主义风格愈来愈明显。30年代之于徐悲鸿，也是艺术创作的高峰期，很多具有传世经典的作品都在30年代蓬勃而出，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明确地预示了他此后的写实主义路线。
徐悲鸿于1927年9月从法国经新加坡乘船回到上海后不久，南京国立中山大学的学生听说徐悲鸿欧游归国，选派了叶季英、吕斯百、徐风三位学生到上海拜访徐悲鸿，诚恳地邀请他到南京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南京国立中山大学的前身是江苏省立第四师范艺术专修科，后来更名为南京中央大学。徐悲鸿接受了邀请，但同时提出一个条件，因为他居住在上海，每个月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南京任教。南京中央大学答应了。
徐悲鸿的好友田汉，当时正在与欧阳予倩等人一起筹备南国艺术学院（又名南国社）。田汉兴致勃勃地让徐悲鸿主持南国艺术学院的画科。这样，徐悲鸿就半个月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半个月在上海的南国社任课。
田汉在南国社为徐悲鸿专门辟出了画室，在南国社任教的半个月内，徐悲鸿整日泡在画室里，在这段时间里，徐悲鸿创作了很多有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
由于徐悲鸿在上海期间天天泡在南国艺术学院里，很少着家，引起了妻子蒋碧薇的强烈不满。蒋碧薇对田汉一向无甚好感，认为田汉不务正业，而徐悲鸿在南国艺术学院任教，几乎没有什么收入，全是义务教授学生画画，这也是蒋碧薇不愿意徐悲鸿留在南国社的原因之一。有一天，趁着徐悲鸿在南京中央大学任课，蒋碧薇雇了一辆车将徐悲鸿画室中所有的东西都搬走，并告诉南国社的人，徐悲鸿要去南京常住，不再来南国社任教。
徐悲鸿从南京回来，得知这一状况，对妻子的做法非常生气，但没什么办法，也不好意思再回南国艺术学院。徐悲鸿的中途离去，曾经引起田汉诸多责怨，田汉在总结南国社工作时忍不住发了一通牢骚，他说：“相约奋斗到底的徐悲鸿先生在我们为着他的‘光荣’奋斗的时候，已安排脱离我们的战线了。这因悲鸿先生似乎本没有一种为新兴阶级的艺术而奋斗的心思，他不过同情我个人所谓‘精神’又多少为敏而好学的青年所动，所以他参加的动机是感情多于理智的。一旦他的感情变化，他自然得脱离我们的战线了。他之脱离于南国艺术运动自然有多大损失，而受损失最大的还是他自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田汉应该并不知道从南国社画室搬离是蒋碧薇一个人的决定。不过，误会并未持续多久，这两个思想、志趣相投的朋友不久又重归于好了。
但是蒋碧薇与徐悲鸿之间的裂痕，开始愈来愈明显。
徐悲鸿的画室搬离南国艺术学院之后，遂蒋碧薇的愿，将家搬至南京中大的宿舍内，3年后，在各方好友的资助下，徐悲鸿与蒋碧薇在南京傅厚岗盖了一幢雅致的小洋楼。蒋碧薇原本是大家闺秀出身，对生活质量自然也有很高的要求。自从逃婚跟着徐悲鸿东渡日本、西去巴黎，一直过着颠沛流离、贫寒交迫的生活。如今，徐悲鸿在国内声名鹊起，而她也将理所应当地开始分享丈夫的成功所带来的荣耀。
蒋碧薇将傅厚岗的小公馆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布置，在前后院都种植了自己喜爱的花草植物。徐悲鸿也终于在自己的家有了一个画室，这间画室完全按照徐悲鸿的作画需要定做，深三丈，阔二丈五，高一丈六，整个画室宽大阔朗，前有绿草茵茵，后有华盖亭亭。历时八载学成归来，又舟车劳顿在南京、上海高校之间奔走，如今终于有了自己的画室，徐悲鸿应当安心作画了。
大师初长成（2）
但他和蒋碧薇的矛盾也愈来愈突出。表面上看，徐悲鸿与蒋碧薇情感裂痕的出现，直接原因是徐悲鸿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名叫孙多慈的聪慧美丽的学生，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徐悲鸿与蒋碧薇之间迥然不同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造成的。在安徽学生孙多慈出现之前，两人之间就已经有了不可愈合的鸿沟，这也直接导致了他们日后的分手。
在南国艺术学院的近3年间，徐悲鸿绘制了大型历史题材油画《田横五百士》。此画取材于《史记?田儋列传》。相传田横是秦末齐国旧王族，继田儋之后为齐王。刘邦消灭群雄后，田横和他的五百壮士逃亡到一个海岛上。刘邦听说田横深得人心，恐日后有患，所以派使者赦田横的罪，召他回来。田横为了保住岛上众人的性命，只带了两个人来见刘邦，但在离京三十里的地方自刎身亡。岛上的人听说田横死了，也都赴海自尽。原文这样记载：“……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遂自刭……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文末司马迁感慨地写道：“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
徐悲鸿做此画时，正值中国政局动荡，日寇开始在我国横行，徐悲鸿意在通过田横故事，歌颂宁死不屈的精神。 画面选取了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场面，着重刻画了不屈的激情。田横面容肃穆地拱手向岛上的壮士们告别，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闪着凝重、坚毅、自信的光芒。壮士中有人沉默，有人忧伤，也有人表示愤怒和反对他离去。人物形象鲜明饱满，整幅画面呈现出了强烈的悲壮气氛。两千年前司马迁“莫能图”的遗憾终于有人完成了。
1932年9月，徐悲鸿与颜文梁在南京举行联合画展，参展作品中有《田横五百士》，这幅油画作品一经展出，就吸引了诸多美术界、文化界人士的侧目。徐悲鸿将西欧古典传统的构图法与中国历史人物相融合，在构图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空间，使得整个画面充实、均衡、雄浑有力。更为重要的是，画面中寓意着民族灾难深重之时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在当时的中国，深具现实意义。
徐悲鸿在欧洲留学八年，对写实主义的极度推崇以及他个性上的偏执，让他对欧洲风起云涌的现代艺术不屑一顾，法国学院教育的系统训练使他熟练地掌握了写实的技巧和方法，在绘画技巧上，提倡用西方技艺改良中国绘画。在艺术创作上，徐悲鸿尝试着结合19世纪欧洲浪漫现实主义、学院现实主义和中国古典绘画技巧而成的写实道路，创作题材多取自历史和文学故事，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古典主义题材来反映当下的社会现实，脱离了前人画中惟其求美的局限，让绘画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徐悲鸿欧游归国后，又先后在南国社、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在艺术探索与教学领域中都有不俗的表现。
刘海粟则早在1912年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在我国艺术教学上大力提倡使用人体模特儿进行写生实习，并为此与封建卫道士展开近十年的漫长战斗，在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中功不可没。早期，刘海粟就接受西方现代新兴画派，特别是后期印象主义的塞尚、凡高，并将印象主义风格融入自己的创作中，欧洲游学期间，对西方绘画体系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刘海粟对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上的贡献在早期就有所显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发表了许多论着和译着，1921年，他从日本回来，撰写了《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一书，向国人介绍日本绘画近况，第一次从欧洲回国，他与傅雷一起撰写了《高更》、《凡高》、《马蒂斯》、《毕加索》等书，系统地介绍了国外著名画家的绘画风格与技巧。
20世纪30年代，徐悲鸿与刘海粟二人的艺术风格渐趋成熟，社会影响也与日俱增。这两位同时代的画家，所处的社会环境、背景大致相同，求学经历大致相似，都曾东渡日本、远涉欧洲，求取西方艺术的火种，回国后又都投身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在美术界乃至文化界，都拥有较高的名气与影响力。徐悲鸿与刘海粟，一个坚持写实主义道路，一个钟情于后印象主义，在艺术风格上的不同追求，决定了他们艺术道路上的分道扬镳。而随后在《申报》爆发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笔战，更是拉开了徐悲鸿与刘海粟纠葛一生恩怨的序曲。
翻阅徐悲鸿与刘海粟的年表，有时会感觉到人生转盘的奇妙：同为一个时代的两个人，经历也大致相似，都在年未弱冠时奔赴上海，又都曾经短暂出游过日本，也都曾游学欧洲，但两个人性格、行事作风的迥然不同，也造就了两人截然不同的艺术轨迹。江水滔滔，岁月渺渺，徐悲鸿与刘海粟两个人的名字，经过岁月的洗礼打磨，都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留下了熠熠生辉的足迹，且至今无人可以超越。而两人在30年代爆发的那场笔战，则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论战。甚嚣尘上的论战在美术界引起了短暂的震动，而对于徐悲鸿与刘海粟，其影响却长达一生，并波及到他们的后人，也随之延伸出了徐悲鸿与刘海粟之间纠葛一生的恩怨。
徐悲鸿与刘海粟《申报》论战（1）
1932年10月15日，“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在上海北京路、贵州路口湖社开幕。此次展览共展出他在欧游期间所作的油画109幅，卢浮宫临画8幅，回国后新作油画26幅，欧游前所作油画46幅，历年所作中国画36幅，一共222幅。这次画展盛况空前，展览会来者甚众，上海各大报纸均做了报道，《新晚报》为此专门做了特刊，刊登了刘海粟照片以及代表作若干幅，同时刊登的还有上海市长吴铁城作的《序》、陈公博的《展览会序》、蔡元培的《海粟先生欧游新作》等诸多名流的文章。
《艺术旬刊》、《上海画报》、《新时代》月刊等都相继刊登了评论刘海粟画展的文章。对于刘海粟而言，这或许是继欧洲名声大震后的又一个重要丰收。一切看起来都很圆满，如果不是徐悲鸿随后发表在《申报》上的那篇启事。
论战的起因是曾今可发表在《新时代》月刊上的那篇文章。在《新时代》第三卷第三期发表的《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中，曾今可说：“国内名画家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的学生。”这句话惹怒了徐悲鸿。
徐悲鸿应该还记得第一次来上海，满怀希望奔至上海图画美术院，却发现里面空洞无物后大失所望的情景，于是，他在看到曾今可的文章后毫不客气地立即撰文，于1932年11月3日（阴历十月初六日）在《申报》刊登《徐悲鸿启事》：
民国初年，有甬人乌某，在沪爱尔近路（后迁横浜路），设一图画美术院者，与其同学杨某等，俱周湘之徒也。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惟赖北京路旧书中插图为范，盖一纯粹之野鸡学校也。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诚悫之愚，惑于广告，茫然不知其详；既而，鄙画亦成该院函授稿本。数月他去，乃学于震旦，始习素描。后游日本及留学欧洲。今有曾某者，为一文载某杂志，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鄙人在欧八年，虽无荣誉，却未尝试持一与美术学校校长照片视为无上荣宠。此类照片吾有甚多，只作纪念，不作他用。博物院画，人皆有之，吾亦有之；既不奉赠，亦不央求。伟大牛皮，通人齿冷，以此为艺，其艺可知。昔玄奘入印，询求正教。今流氓西渡，惟学吹牛，学术前途，有何希望；师道应尊，但不存于野鸡学校。因其目的在营业欺诈，为学术界蟊贼败类，无耻之尤也。曾某意在侮辱，故不容缄默。惟海上鬼蜮，难以究诘，恕不再登。伏祈公鉴。
刘海粟看到启事后大怒，立即反击，仅仅相隔一天，即11月5日，在《申报》上刊登《刘海粟启事》曰：
第三卷三期《新时代》杂志曾今可先生刊有批评拙作画展一文。曾先生亦非素识，文中所言，纯出衷心，固不失文艺批评家之风度，不谓引起徐某嫉视，不惜谩骂，指图画美术院为野鸡学校。实则图画美术院即美专前身，彼时鄙人年未弱冠，苦心经营。即以徐某所指石膏模型一具都无而言，须知在中国之创用“石膏模型”及“人体模特儿”者，即为图画美术院经几次苦斗，为国人所共知，此非“艺术绅士”如徐某所能抹杀。且美专二十一年来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所能以爱恶生死之。鄙人身许艺学，本良知良能，独行其是，谗言毁谤，受之有素，无所顾惜。徐某尝为文斥近世艺坛宗师塞尚、马蒂斯为“流氓”，其思想如此，早为识者所鄙。今影射鄙人为“流氓”，殊不足奇。今后鄙人又多一“艺术流氓”之头衔矣。惟彼日以“艺术绅士”自期，故其艺沦为“官学派”而不能自拔。法国画院之尊严，稍具常识者皆知之，奉赠既所不受，央求亦不可得，嫉视何为？真理如经天日月，亘万古而长明。容有晦冥，亦一时之暂耳。鄙人无所畏焉。
徐悲鸿与刘海粟《申报》论战（2）
在《刘海粟启事》的旁边，还刊登了一段简短的曾今可的《启事》。看来，这位一心想以“词的解放”出名的文人并不想扯进画坛的争端中，刊登启事明显有全身撤退的意思。
《曾今可启事》内容如下：
昨阅《申报》徐悲鸿先生启事，以《新时代》月刊三卷三期拙稿《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一文为“意在侮辱”，查今可认识徐悲鸿先生在认识刘海粟先生之前，彼此都是朋友，固无所厚薄。拙文中亦并无侮辱徐先生之处。
此启。
或许是《申报》的编辑认为只放刘海粟和曾今可的启事不够热闹，便又把前天（11月3日）徐悲鸿刊登的启事拉到《刘海粟启事》的旁边，又刊登了一次。
这下，画坛激起千层浪。彼时，徐悲鸿与刘海粟都是国内著名画家，一个是欧洲游学八载学成归国，先后任教于南国社、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后被聘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一个是敢于冲破封建传统，向军阀开战的艺术斗士，刚刚戴上了西方学者颁发的“艺术大师”的帽子，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一场恶战。
果不其然，4天后，徐悲鸿继续在申报刊登文章，说话更不客气：“伟大哉牛皮！急不忘皮，念念在兹。但乞灵于皮，曷若乞灵于学！学而可致，何必甘心认为流氓。笔墨之争，汝仍不及（除非撒谎）。”又不屑地向刘海粟说：“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
徐悲鸿看似文弱书生，但是骂起嘴仗来，却毫不含糊，11月9日《申报》刊登的《徐悲鸿启事》全文如下：
海粟启事谓不佞“法国院体……”，此又用其所长厚诬他人之故智也。人体研究务极精确，西洋古今老牌大师未有不然者也。不佞主张写实主义，不自今日，不止一年。试征吾向所标榜之中外人物与已所发表之数百幅稿与画，有自背其旨者否？惟知耻者，虽不剽窃他人一笔，不敢贸然自夸创造。今乃指为院体，其彰明之诬如此。范人模型之始见于中国，在北京在上海抑在广东，考证者当知其详。特此物之用，用在取作师资，其名之所由立也。今立范而无取是投机也。文艺之兴，须见真美，丑恶之增适形衰落。“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伟大哉牛皮！急不忘皮，念念在兹。但乞灵于皮，曷若乞灵于学！学而可致，何必甘心认为流氓。笔墨之争，汝仍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乞阅报诸公恕我放肆，罪过！罪过！）
刘海粟看到后更为生气，待要拿起笔来反击，又停下了。刘海粟在报纸上打嘴仗的功夫大家在此之前已经领略过，在*模特儿风波事件中，在《申报》上将上海一帮卫道士以及军阀孙传芳骂得落花流水，这一次竟然能够忍住不再回骂，实在是难得。
据刘海粟回忆说，在看到徐悲鸿的第二个启事后，想要提笔再战，写到一半的时候，收到了蔡元培和梁宗岱的信。蔡元培在信中劝刘海粟，说刘海粟的名气比徐悲鸿的大，如果再要笔战岂不是帮他人提高知名度？不要把精力白白浪费在争闲气上。但这封信自始至终都未见到，也让后人对蔡元培是否写过这封信有所质疑。梁宗岱在洋洋长信中系统评论了他的作品，认为刘海粟的艺术已经到了成熟时期，说他的画“已由摸索的前进而为坚定的，由依凭的如其不是模仿的进而为创造的”。据说刘海粟看了这两封信，把写了一半的反击檄文揉碎了，扔进废纸篓中。
徐悲鸿与刘海粟《申报》论战（3）
挑起这场论战的曾今可，认为一个启事不足以撇清他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为表白他对刘海粟与徐悲鸿一视同仁，又撰《从艺术说到刘海粟与徐悲鸿》一文，刊登在1933年1月1日《新时代》月刊上。他在文章里说：
两个月以前，刘海粟先生要我替他的欧游作品展览会写一篇序文，我就随便写了一点寄去。那时因为我有事急于要到扬州去，那篇文字的确是很随便地写成的。等我从扬州回到上海，刘先生的展览会已经开幕了。我的那篇随便写成的序文也随着许多达官名流的题序在《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特刊》上发现了。承刘先生将我那篇拙文抄了一份寄回来，要我在《新时代》月刊上发表，故该文又见之于《新时代》月刊第三卷第三期。万不料一篇这样随便写成的文章，后来竟惹起了徐悲鸿和刘海粟先生的一阵笔战。
我认识徐悲鸿先生约有两年。在我没有认识他以前，我曾从《良友》杂志上读过他的一篇自叙体——《悲鸿自述》。那时我便对他有了一种敬仰，大概只要是读过徐先生的自传或知道他是如何从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挣扎，奋斗，且如何刻苦，用功以造成他的艺术的，都会敬仰他的吧？徐先生的画我看到的很少，但我看到他为邵询美诗人所画的像，那时我便除了敬仰他的为人并且敬仰他的作品了。自然，我也在别处看过徐先生的画，不过我是不懂画的，我一向是对别人这样说。即在刘海粟先生展览会序文中我也这样说到。徐先生的作品已出版者甚多，有《描集》四册，《普吕动画集》一册，《初论杰作》一册，新出《悲鸿画集》二册。又《新城习作集》、《美的西湖》、《齐白石画集》等都有徐先生的序文，可以看出他的艺术思想。徐先生的画到了某种程度的成功，我说不出。瞎说是不应的。他的基本功夫做的很深，这是一位大艺术家告诉我的，我相信。
曾今可在本文中也很巧妙地告诉徐悲鸿以及广大读者，他为刘海粟写序言是随便的和被动的。
被当时新闻界称之为“新闻奇才”的记者、政论家卜少夫也关注到了徐刘二人的笔战，赶紧修书一封向当事人之一的徐悲鸿询问事情的原委，11月15日，徐悲鸿回信一封。在给卜少夫的回信中，徐悲鸿这样写道：
少夫先生大鉴：
承询与刘某纷争事，已见弟两次启事，内容不难明晰，彼既无辩，即算终了。惟欲为足下声明者，乃各报多喜言“文人相轻……”等字，弟生平待人以敬，不敢轻人。当代作家弟向不加评骘。只有揄扬人之长，不道人之短，足下当能忆之。足下素知，待人欲侮辱我时，始奋力抵抗，加以迎头痛击。轻人乃他人之常态，而非弟之故态。必不护己，自知罪过，而不能求谅于人人，因他人不知我也。北京文人荟萃，弟友固多，刘友也多，也有双方均有深交者，议论必极纷纭。要知，破口骂人纵是胜人，究属缺德！惜乎此时，无抵抗主义为世所诟病。弟此举未能免俗，否则任人诬蔑，固也无妨也。前附记周湘君书，聊明真象，明日黄花，已弗足道，不必再为文宣扬，因当事人均在，倘骂刘不实，则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古训。骂弟不实，则地远也莫从更正也。
敬颂
撰安
悲鸿顿首
十一月十五日
在信的结尾处，徐悲鸿认为有必要再澄清一下，于是又给北京新闻界的朋友一封信，信的全文内容如下：
徐悲鸿与刘海粟《申报》论战（4）
在平诸友统祈致候：
弟之否认事似可笑，但弟之身份，当时不易定也。彼诚未请弟为该院之师，但鄙画为该校范本。该院当日当局谓某人在此，马马呼呼；而刘某求曾某吹（曾书尚在弟箧），彼时便欲列弟为其徒，岂非无耻？彼时未敢，（因民四、五弟在审美书馆便有多种出版物。彼时刘某尚在乞灵于北京路旧书中画片。十五六年来彼之进步果何在？）近因上海市政府为彼利用，乃夜郎自大，固有此纠纷。阅其本师周湘书，可以明了一切。（周近与弟书备极推重）
徐悲鸿给卜少夫和北平友人的信一起发表在天津的《庸报》上。这是徐悲鸿在徐刘论战中最后公开发表的文字。
刘海粟则一直保持沉默。
表面上看，徐刘二人的争端偃旗息鼓，两个人继续在各自不同的艺术之路上探索。但论战潜伏的暗流，则伴随着他们此后的生活，两人之间恩怨日久绵长，甚至波及到徐刘二人之后的门派与后人，可谓回音渺远，影响颇广。
徐悲鸿在首次《申报》启事说：“鄙人在欧八年，虽无荣誉，却未尝试持一与美术学校校长照片视为无上荣宠。此类照片吾有甚多，只作纪念，不作他用。”是指刘海粟回国后，常常拿着他在游学欧洲时与巴黎美术学院院长阿尔贝?贝纳尔的合影照片，到处炫耀这件事情，在徐悲鸿看来，刘海粟喜好炫耀，好吹牛皮，并无真才实学。在第二次刊登在《申报》启事中，徐悲鸿更是直下战书：“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
刘海粟在反击徐悲鸿时指出：“徐某尝为文斥近世艺坛宗师塞尚、马蒂斯为‘流氓’，其思想如此，早为识者所鄙。今影射鄙人为‘流氓’，殊不足奇。今后鄙人又多一‘艺术流氓’之头衔矣。”这是指三年前徐悲鸿与徐志摩关于第一次美展之时关于“惑”的争论，在致徐志摩的公开信中，徐悲鸿曾经称塞尚、马蒂斯的作品“无耻”一事。刘海粟认为，徐悲鸿对他的成见，始于两人的艺术见解不同。刘海粟在《申报》启事中，也批评了徐悲鸿的写实主义，认为徐悲鸿陷入了“官学派”的窠臼，刘海粟毫不客气地写道：“惟彼日以‘艺术绅士’自期，故其艺沦为‘官学派’而不能自拔。法国画院之尊严，稍具常识者皆知之，奉赠既所不受，央求亦不可得。”
两人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此时，刘海粟欧游回国，“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隆重开幕，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教育界名流蔡元培等均写序祝贺，市长吴铁城称刘海粟为“当代画宗、吾国新艺术之领袖”，如此高的评价不禁让刘海粟飘飘然。而徐悲鸿也正声名日隆，当时担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完成了著名的油画创作《我后》、《田横五百士》，国画《九方皋》等诸多寓意深远、气势宏大的创作，在当时国内画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时的徐悲鸿与刘海粟在名声与影响力方面都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在论战中，徐悲鸿可以说略占上风。他在给北京新闻界朋友的信中说：“弟之否认事似可笑，但弟之身份，当时不易定也。彼诚未请弟为该院之师，但鄙画为该校范本。该院当时当局谓某人在此，马马呼呼；而刘某求曾某吹（曾书尚在弟箧），彼时便欲列弟为其徒，岂非无耻？”意思很明白，若是说自己曾经在上海美专待过，马马虎虎似乎也能说过去，但是若是刘海粟吹嘘他是自己的老师，那就太无耻了。这也是在论战之时让徐悲鸿最为恼火的地方。
虽然看似刘海粟在与徐悲鸿的论战中略输一筹，但这并不影响刘海粟的心情。欧游画展在上海结束后，刘海粟一路北行，相继在无锡、南京展出，一路获得赞誉无数。继第一次欧游画展结束后，刘海粟即开始筹备第二次赴欧洲的柏林画展。几乎是在同时，徐悲鸿也在准备赴欧举办画展一事。
《申报》论战甫一结束，徐悲鸿与刘海粟似乎就在各自的艺术领域中展开了较量。
暗战于中国近代美展（1）
柏林中国现代美术展早在论战爆发前的几个月就开始筹备了。1932年6月，柏林中国绘画展览会开始筹备，筹委会决定选举蔡元培、叶恭绰为正副主席，徐悲鸿、刘海粟、陈树人、高奇峰等12人被聘为柏林中国绘画展览会筹备委员。蔡元培是教育界泰斗，不用赘言介绍，叶恭绰先生是近代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美术活动家和组织者，在民国时期，颇具声望。
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起始于刘海粟在柏林考察之际，他与德国方面签署的赴柏林举办中国现代美术展的协议。
1932年8月，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的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成立了筹备处。徐悲鸿、陈树人、刘海粟等6人为常务委员。
柏林中国美术展览筹委会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徐悲鸿并未出席此次大会。赴柏林画展的筹备会是在徐刘《申报》 笔战之前召开的，但是徐悲鸿并未热心参与。或许从这点可以看出，徐悲鸿与刘海粟这两位同在上海扬名的著名画家，彼此之间并没有多少往来，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了。
继徐悲鸿与刘海粟论战之后，刘海粟在筹备赴德美术展时，再一次遭遇了很多人的质疑。1932年11月，筹委会决定，任命刘海粟与岭南派代表画家高奇峰同赴德国，筹备画展事宜，这一决定在报纸上公布之后，很多画家都觉得不公平，认为这次赴德展览一事纯属少数人在操办，作品未经评选，也并未提前展出，不符合出国展出的程序。画家王祺、李毅士等人联名上书向行政院请愿，反对这次画展。他们又去找当时的*部长王世杰，要求刘海粟与高奇峰延期启程，原因是作品只是代表少数人的作品，不能代表全国水平。他们建议展览改由*主办，应当广泛征求作品，现代画作部分应当请当代画家和收藏家共同选定。上海、南京的报纸纷纷报道了此事，认为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是刘海粟，纷纷将谴责的矛头指向刘海粟。
原本计划与刘海粟一道去柏林的岭南派画家高奇峰在接到筹委会通知后从广州奔赴上海，高奇峰原本身体不适，经过舟车劳顿，病情加重，到上海后就住进大华医院，几天后病重身亡。
此时的刘海粟，一面忙于筹备海外画展之事，一面操持料理高奇峰的后事，真可谓焦头烂额。美术界同仁的一些非议也让他深感苦闷，刘海粟在日记中（1933年11月2日)这样写到：“我所认识的，只是要求在全文化中，多少应尽一份力量，影响及于全人类全种族。所以始终没有所谓得失的心。因为没有得失的心，才没有顾及，凌迈超越，一往无前，向真的目的方面走。我相信人真能够有真挚的精神，抱定纯洁的目的，使全人格表现出来，‘力’之所及，没有不成功的——无论在理想上事业上。此次展览会，前后经过许多艰难困苦，实非笔墨所能记述。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想做些事业，真非易易。”
不过，如同傅雷评价刘海粟一样：“海粟生平就有两位最好的朋友在精神上扶掖他，鼓励他：这便是他的自信力和弹力——这两点特性可说是海粟得天独厚，与他的艺术天才同时秉受的。”刘海粟便借着他“自信力和弹力”度过了“实非笔墨所能记述”的困苦，最终经蔡元培与叶恭绰的出面斡旋，终于平息风波，在1933年11月14日，带着30多只装满画作的大木箱乘船启程奔赴柏林。
暗战于中国近代美展（2）
一年前归国时陪伴在刘海粟身边的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张韵士，一年后，身边依然有佳人陪伴，只不过这一次换成了漂亮开朗、活泼大方的上海美专学生会主席成家和。
1933年12月8日，刘海粟抵达德国首都柏林，经过一个多月紧张辛苦的筹备，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于1934年1月在德国柏林普鲁士美术院正式开幕。
德国*长茹斯特、外交部长莱拉提、东方艺术会长佐尔法博士、柏林美术馆总馆长曲梅尔博士等都来参加了开幕式。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在柏林取得了空前成功。短短几天，欧洲各大报纸就刊发了500余条新闻评论，一时间观者如潮，欧洲民众对遥远的中国绘画表露了极大的兴趣，捷克、荷兰、瑞士、英国纷纷来人来电，要求移展。
当时，国内时局衰微，又有人对此次画展横加责难。蔡元培与叶恭绰连拍电报让刘海粟尽快回国，结束巡展。
刘海粟认为此次画展是将中国艺术介绍给西方世界的一次绝好机会，所以他不顾国内频频发来的电报，一路将画展开到荷兰阿姆斯特丹美术院、瑞士日内瓦历史美术馆、英国伦敦新百灵斯顿画院。直到接到上海美专资金短缺告急的电报才打道回府。
历时一年半，1935年6月，刘海粟携妻子成家和与在英国出生的女儿刘英伦渡船回国。这次海外画展的成功又一次将刘海粟推向人生的高潮。蔡元培、叶恭绰、黄宾虹等数十位上海画界名流专门在上海华安大厦为刘海粟夫妇接风洗尘。蔡元培在宴会上说：
刘海粟先生此次代表吾国赴德举办中国现代画展，获得无上光荣与极大成功。在柏林展览后，引起各国之注意，二年间在欧巡回展览十余次，震动全欧，使欧人明了吾国艺术尚在不断的前进……唯行政院所拨经费，仅为德国柏林一处展览之用，柏林展览会开幕以后，德国各省及各国均热烈欢迎，纷纷要求续展，其经费虽由各地方政府或美术院分别筹拨津贴，而刘先生个人往返川资使用，所费不赀，皆由所售之画款垫用及私人借贷……现刘先生已载誉归来矣……各事妥善缜密，尤为可佩。
但并不是所有文艺界的人都认同蔡元培对刘海粟的评价，同在上海的鲁迅就对此次画展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屑：“‘刘大师’的那一个展览会，我没有去看，但从报上，知道是他包办的，包办如何能好呢？听说内容全是‘国画 ’，现在的‘国画’，一定是贫乏的，但因为欧洲人没有看惯，莫名其妙，所以，这次也许要‘载誉归来’，像徐悲鸿一样。”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欧美风潮的影响下，已经风雨飘摇，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看来，徐悲鸿与刘海粟前后带着国画在世界走一遭，与梅兰芳访美演出一样，并不能改变中国羸弱衰微之势，因此，鲁迅冷眼旁观、冷嘲热讽地看待中国美术的输出一点也不奇怪。如今回头看，刘海粟克服种种困难阻扰，将中国文化带出国门，让西方感受东方古老文化的魅力，其意义极其深远。
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虽然将徐悲鸿聘为常务委员之一，但徐悲鸿似乎并不热心，包括第一次筹委会会议也没有参加。沸沸扬扬的徐刘《申报》论战结束后，徐悲鸿也开始了赴欧美术展的筹备工作。
1932年底，当时国民党四大*之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李石曾先生想要在欧洲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以往中国人去国外开展览，只会向艺术家征求作品，展览过后，不但画卖不出去，还会遭遇遗失或损坏厄运，无端地让艺术家蒙受损失。因此，这次徐悲鸿建议，他可以代为收集当代画家的佳作，然后再运往国外展览，若不如此，画家们也未必舍得拿出好的作品，那么展览也就失去了意义。
暗战于中国近代美展（3）
李石曾答应徐悲鸿需要钱时可以直接向南京农工银行萧文熙先生领取，徐悲鸿领了3000块钱，购置了一些画家的精品，其中有齐白石的《棕树》、张大千的《荷花》等一系列佳作。还有旅费和展费无着落，徐悲鸿再次去银行领钱时，萧经理就委婉地拒绝了，说李石曾先生并未交待，此时，李先生已经出国，无从对证。
徐悲鸿大感愤怒，愤然将自己傅厚岗的房子抵押借了银行3000块钱，启程奔赴欧洲。
徐悲鸿的第一站是法国巴黎。
1933年5月10日，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在巴黎国立外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作品300多幅，前来参观的约有3万人次。大批评家加米勒莫克来在《费加罗报》和《民族之友》等报发表评论，盛赞中国绘画艺术。欧洲各大报纸也争相报导此次画展并发表评论文章。原计划一个月的展期，由于观众太多，又延长了半个月。徐悲鸿带去的画也卖出去12幅，回程旅费得到解决。
历时45天的巴黎画展结束后，巴黎国立外国美术馆特辟了一间中国画陈列室，成为中国绘画在欧洲影响最大之事。此后，比利时、意大利、德国、苏联等国都邀请徐悲鸿到该国展览。在比利时，徐悲鸿的画作受到民众的喜爱，比利时皇后也被吸引至画展前，在中国艺术面前连连赞叹。1933年末，徐悲鸿所代表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在意大利米兰皇宫举行展览会，被意大利媒体认为是继马可?波罗之后最重要的意中文化交流。
徐悲鸿在德国的展览于1934年1月20日在柏林巴黎大广场国家美术院举行了开幕典礼。之后，徐悲鸿又在法兰克福筹备画展。3月份，徐悲鸿先后抵达罗马、伦敦举办画展。1934年3月，在上海《民报》上有这样一条消息：“画家徐悲鸿，自罗马中国现代画展闭幕后，将于四月初，应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院之请，在该处举行成立大画展。”随后，《民报》又报道了徐悲鸿在伦敦展出的消息：“画家徐悲鸿近由罗马赴英国举行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在伦敦旧皇宫内陈列作品150幅，会期定四星期。”
徐悲鸿在给汪亚尘的电报中也说了在伦敦展出的情况，中国驻英公使郭泰祺主持开幕礼，到场的各界来宾有2000多人。
徐悲鸿后经由西欧至苏联，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中国近代画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被誉为“在苏联举行的最成功的外国展览”。 徐悲鸿用精湛的艺术造诣为东方艺术在欧洲树立了一个文化坐标。
不过，在《沧海一粟——刘海粟传》（石楠著）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海粟突然想到了徐悲鸿，他在法国举办过中国近代美术作品展之后，从米兰、意大利也来过德国举办他的个展。他来德之前，就有个愿望，希望在德能与悲鸿碰上，和他作次倾心长谈，消除芥蒂，但在他到柏林之前，他就离开了德国。他在法兰克福和柏林办个展也请的是利丹田做他的翻译兼秘书。他想打听下悲鸿的去向：“利秘书，你一直陪同徐悲鸿先生在欧洲举办个展，听说他原定去英国，你知道他为什么取消英国之行的计划改赴苏联，是不是因为我要来欧洲？”利丹田耸耸肩，问：“你们不和？”“不！”海粟果断地说，“我们的艺术观有点分歧。”利丹田表示理解地点点头说：“我想不会是因为您的到来而放弃英伦之行的。据我之陋见，徐先生坚持的是写实的艺术观，这种艺术观在几年前还统治着欧洲艺坛。如今，这种统治地位已经动摇，具有创新意识的晚期印象派、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等新兴艺术流派的作品已逐渐抬头，已为当今观众所接受，整个西方艺术的流风，已转向敢于表现的阵营去了。徐先生在此次巡展的过程中已深有体会，他发现观众对他的作品没有预想的热情，他感到深深失望了。也许，这是他去苏联的原因。”海粟点点头：“你的见解很有道理，他放弃英伦之行而改去苏联是对的。”
暗战于中国近代美展（4）
在刘海粟的叙述中，不知为何会认为徐悲鸿未能在伦敦开画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刘海粟一直关注着徐悲鸿的动向，而且，认为自己所坚持的印象主义画风在欧洲要比徐悲鸿的写实主义画风更受欢迎。
这两位先后将中国文化带入欧洲画坛的代表人物，出访欧洲时间前后相差不远，往往是一前一后在一个国家展览，似乎有着竞争比赛的味道。时隔几十年后，刘海粟88岁生日的前几天，回忆起赴欧洲展出时说：“我第二次去欧洲是最红的一次，徐悲鸿在我前面先去了。这个讲起来复杂极了，有许多斗争啊！”
据刘海粟回忆说，赴德举办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是刘海粟第一次去法兰克福讲学的时候，同对方谈判确定的，刘海粟回国后，就找蔡元培主持筹备。后来，刘海粟在坐火车的时候遇到李石曾，李石曾认为，若是去展览，就不要光去德国，还要去意大利、法国、英国等等。（李石曾对徐悲鸿与刘海粟都曾谈及过这件事情，但最后李石曾本人对此次画展却并不热心）刘海粟好大喜功，当即高兴地答应了。后来，李石曾预备成立一个“世界社”，具体谈论这件事情。当时，蔡元培与叶恭绰都参加了，徐悲鸿也来了。
（刘海粟）：“一到‘世界社’开会，徐悲鸿也来了，噢——斗争得很厉害！结果那天没有谈成，他们一起围攻我，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接下来又有许多事情，他们组织了许多人去行政院和*请愿，还直接给德国政府打电报，说刘海粟不能代表去德国。
“结果弄到最后，他们把我给踢掉了，派徐悲鸿去，去6个国家。徐悲鸿先到德国，对中国驻德国的公使和德国方面的主办机构说，刘海粟不能来了。他们德国人讲信用啊，徐悲鸿去，他们不承认啊！说我们当初是同刘教授议定的。那么妙极了，徐悲鸿先开了一个小规模的展览，等我去的时候，他三天之前刚离开，我就在后面追，像抓老猫这样的。后来我同他一前一后赶得越来越急，一直到了英国。他抢先到的，英国没有给他开，我到了，英国人盛大招待……
“我用了一个德国秘书，样子非常漂亮……很多主意都是她出的。她懂得我，同时懂得当地的社会、文化……我要把欧洲的展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办成功，要把徐悲鸿比下去……我同徐悲鸿在欧洲斗，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不要说学问和智能了，就像我有这种德国的女秘书，他就没有！”
（《沧海》简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446-449页）
从刘海粟这番自述中，可以看出，尽管时隔几十年，但是刘海粟对发生在30年代的那段《申报》论战依然耿耿于怀，更不用说在论战的硝烟还未散去后的赴欧美术展览，当时的徐悲鸿与刘海粟恐怕心中都憋着一股竞争的劲头吧。
客观地说，在欧洲，徐悲鸿的画所受关注度并没有刘海粟高，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两人所坚持的画派不同。徐悲鸿在欧洲留学八年，对写实主义的先入为主，使他对欧洲风起云涌的现代艺术不屑一顾，学院教育使他熟练地掌握了写实的技巧和方法，也使他在国内已经形成的写实主义观念更得以强化。刘海粟则一贯主张，艺术不可用理智来衡量，他的画注重表现瞬间的主体情感的直觉流露，他本人的画也以写意为主，刘海粟可谓很早与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以及野兽派画法心心相印。
20世纪30年代，正是印象派画法逐渐风靡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时候，因此，以刘海粟为主的印象派继承者毫无疑问地受到追捧。
徐悲鸿与刘海粟这两位画坛巨匠，尽管所持艺术观念不同，却都为中国绘画艺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做出了卓着的贡献。抛开个人恩怨与暗自较劲不提，中国近代美术展览会也是中国传统艺术通过官方组织第一次正式与西方世界进行接触，成为20世纪中西绘画交流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他们不仅将中国绘画艺术带到欧洲大陆，更是系统地把西方现代艺术介绍到中国，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公共领域的构建提供了一份现代蓝图。
《画魂》中的潘玉良与真实的潘玉良差距有多大？（1）
岁月如梭，白驹过隙，如今书中的两个主人公都已仙逝，但是由于两人的特殊身份，以及对中国近现代美术的贡献，时至今日，有关徐悲鸿和刘海粟的传闻依然不绝于耳。那么真实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揭开尘封的历史，还原一个真实的徐悲鸿和刘海粟。
电影《画魂》中，巩俐用万种风情演绎了一代旅法画家潘玉良的戏剧人生。不过，与潘玉良有过接触或者知道一些潘玉良的人，都一致认为，电影中的潘玉良与现实版的潘玉良差距太大了。
美术评论家水天中曾经说过：“作家、编剧和导演既使潘玉良声名大振，也使潘玉良‘异化’——虚构的潘玉良掩盖并代替了真实的潘玉良，他们使艺术家坠入幻想的迷雾。”
但这迷雾的最先制造者并非是影视剧，而是发轫于美术界，影视界对于潘玉良的解读仅仅是一些想象，或者是事后对事实的发挥。但是对潘玉良有关的人和事一直夸大其辞的其实是刘海粟以及他身边一茬又一茬极富想象力的代笔者。
潘玉良最初为中国人所熟知，是因为作家石楠写的一部小说《潘玉良传》，小说在潘玉良基本经历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戏剧性的冲突，在书中，有一段描述了进入上海美专学习绘画的潘玉良在艺术道路上得遇慧眼识珠的校长刘海粟，使得她的人生际遇得以改变。
这本书除了让潘玉良的名声大震外，也给刘海粟增加了不少美誉。刘海粟尽管在解放前的上海美术界大名鼎鼎，但随着解放，上海美专被并入华东艺专，后来又遭遇了“*”十年浩劫，幸存下来的刘海粟名气已经远远不如三四十年代。“*”后，刘海粟被*，一向雄心勃勃的他也开始复出，重新被聘为南京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恰在此时，一部《潘玉良传》的火热出版，让他的名气从美术界走向大众，可以不夸张地说，刘海粟的名声传播有一部分得益于《潘玉良传》。
也正因为此，刘海粟十分喜欢《潘玉良传》的作者石楠，并亲自召她相见。石楠小说中的潘玉良是一个经过艺术加工处理的潘玉良，石楠虚构了其中的很多情节，这在文艺创作中无可厚非。不过，刘海粟却在石楠小说的基础上，将潘玉良的故事开始演变为自己的历史。
故事说得多了，就成了历史。潘玉良的形象经过刘海粟一遍又一遍的演绎之后开始在历史的烟尘中逐渐模糊。
潘玉良，原名陈玉清，后改名张玉良，1895年生于扬州，父母早逝，后被嗜赌如命的舅舅卖到了烟花巷中做了烧火丫头，尝尽人间酸楚。后来，幸好遇到一位改变了其一生命运的男人——潘赞化先生。
潘赞化，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潘黎阁，曾任清廷京津道台。潘赞化出身也很悲苦，自幼父母双亡，由伯母戴氏抚养。清朝末年，潘赞化同堂兄潘晋华与陈独秀、柏文蔚等人在安庆北门藏书楼组织“青年励志社”，从事反清宣传活动，后被政府通缉，逃往日本，后来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兴中会”。辛亥革命后，安徽都督柏文蔚委任潘赞化为芜湖海关监督。
潘赞化前后两次出游日本，思想先进，又因为常常行事怪异，被世人称为“桐城怪杰”。他在偶然中认识了当时还在烟花巷的张玉良，觉得张的性情不同于一般的烟花女子，又勤奋好学，因此重金为她赎身。潘赞化当时已经有了妻子，但不顾世人的反对，还是和张玉良结婚，张玉良为了感谢潘赞化的再造之恩，改名潘玉良。
《画魂》中的潘玉良与真实的潘玉良差距有多大？（2）
他俩成婚之日，只有与潘赞化情同莫逆的挚友陈独秀一人以证婚人身份参加婚礼。不久，潘玉良去上海居住，潘赞化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她读诗作画。先生每天上午为潘玉良上三小时课，下午则由她自作练习。
1919年，因为潘玉良喜欢作画，就去了当时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学习绘画。3年后，潘玉良考得安徽省政府的双分津贴，进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后又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师从德卡教授学画。1923年，潘玉良考取了巴黎国立美术学院，与徐悲鸿成为同窗。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相继在上海美专、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画坛名家共事。1937年，潘玉良再次返回法国，此后，一直旅居法国，直到1977年去世。潘玉良的绘画受到当时西方的野兽派、印象派的影响，又与中国传统绘画相融合。擅画女人体，但是在生前，画作出售很少，近年来，她的画作在拍卖市场成绩颇佳。2005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了她的一幅《自画像》，争夺相当激烈，最终以964万元被人买走。
潘玉良在上海美专的一段经历，日后成为刘海粟改编的基础。在石楠的书中，讲潘玉良因为青楼出身，上海美专不愿意招她，是刘海粟看到她的画，感慨她有才气，大笔一挥，将潘玉良的名字补上，潘玉良才得以进入上海美专读书。
刘海粟也不止一次地对人说：“石楠写得好啊，所有的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又说，入学考试时，潘玉良的成绩最好，可当时的教务主任考虑到美专因为模特儿事件已引起过一次风潮，受到社会上的攻击，再接受一个出身青楼的女子入校，可能会把学校的牌子砸了，便没有录取张玉良。刘海粟听到后，马上拿起毛笔赶到榜前，在第一名的旁边添写了“潘玉良”三个大字，并亲自去通知潘玉良，告诉她已经被录取了。
这个说法经过无数次的重复及传播，已经形同真实。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我在翻阅以往的上海美专文献资料时，在学生毕业册上，根本没有发现潘玉良的名字。关于潘玉良，刘海粟说过，“潘玉良在上海美专读书时，大家并不知道她出身青楼。有一次周末开同乐会，师生都要表演节目，轮到潘玉良表演时，她推却不了，就唱了一段《李陵碑》，字正腔圆的演唱，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因为这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必受过严格训练，于是让同学起了疑心，才千方百计打听她的过去，才有身世泄密，闹出退学风潮等等……”
如果将这两种说法放在一起，岂不是就有矛盾了？假如真如刘海粟的第一种说法——学校录取她的时候就知道她出身青楼，不愿意录取她，那么也不会有第二种说法——大家都不知道潘玉良的出身，后来知道了闹了*。可见，出自刘海粟的关于潘玉良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
在刘海粟20年代撰写的《上海美专十年回顾》中，重点阐述了上海美专男女同校分三步走的过程，文中将第一届女生的名字全部都列入了，但唯独没有潘玉良的名字。其原文如下：
男女同学是美专最近一年的事，我分三个时期来写：
一、插收女生时期。美专男女同学的种子，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季已经种下去了。美专自一九一六年以来，常常接到各处来信，要求开放女禁。他们的理由，大都以艺术为文化之源，在中国非特无女子美术专门学校，即男子美术学校，亦异常缺少，美专之在中国既占美术教育之中心，急需开放女禁，以惠女界，并有世界潮流的趋势，思想的变迁多系于艺术等语。我们也十分赞同他们的议论。只是私立学校心有余而力不足，因经费校舍种种问题，就将此事延搁了。到了一九一九年春季，又有丁素贞、史述、陈慧镶、庞静娴诸女士——毕业神州女学图画专修科——因感自己学识不足，苦无相当学校以资深造，遂屡次联名致书美专要求插班，并由诸女士来校谈话陈述志愿。五月十二日遂在教务会议提议下列问题：1.先收插班女生，限定名额；2.须经严格的入学考查；3.秋季招考即行宣布；4.由学校办理膳宿。以上四条经多数表决通过。这就是美专插收女生之始，亦即男女同班呱呱堕地之时。秋季开学，考取之插班生共十一人，为丁素贞、庞静娴、陈慧镶、史述、荣玉立（荣君立）、尤韵泉（刘苇）、蒙佩环、张淑诚、张世玄、刘慕慈、韩端慈。
《画魂》中的潘玉良与真实的潘玉良差距有多大？（3）
二、分办女学时期。美术学校与其他学校之性质不同。现时国内已成立的只有北京与上海两所。自美专发布插班女生消息后，各处驰函来问的就更多了。但程度不同，势难一致招收。另为开班，又限于校舍设备。这时适徐朗西君有协助美专之计划，遂由本校告以情形，劝办女子美术学校。不一月其议成。徐君对所有事均按本校规划，于一九二O年开校舍于林荫路神州法专旧址，开始招收新生一班，所有教授及设备一如男校。这次分办女学，有许多人不大满意，以为美专既已插收女生，何不全部开放，忽而分立女学？分办之后，主持者亦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徒多耗去一组经费。经过几次精详谨慎的讨论，决定今年开始全部开放，不另设女学。将女学校址改为第二校，含高等师范科。
三、男女同学时期。由于美专男女同学激起两性的竞争。许多男学生，因成绩不如女同学，就在羞愧的同时发奋用功；许多女同学也不愿甘居人后，因而格外奋发。从外面的举止上看，也因着男女同学，在举动、言语、态度方面格外谨慎坚忍。还有一种特异的现象，就是平时一二比较轻浮一点的学生，自从男女同学之后，处处都自己检束起来，这实是受了女同学的感化，也许是男女同学带来的变换气质的益处。这种情况女同学也有。比如，我国过去对女子多提倡病态美，每显出弱不胜衣的样子。本校野外实习一项，常常要徒步行路，少则一二里，多则五六里，柔弱女子就经不起这种劳苦。但现在就大大不然，一般女学生最初试行野外实习时，无不叫苦连天，但无敢中辍者。她们以为男生就是靠了这样的跋涉方有这样的野外成绩，就不得不去奋斗努力，相习既久，也就不觉其苦。这种生活慢慢地增进了女生们的健康。至于学生行为方面，自男女同学以来，并无消极行为发生，在教室中因学问上的接触都极为自然，绝无越轨的行为。
在这篇文章中，刘海粟详细列述了上海美专招收女生之始与男女同学出去写生实习等诸般情况，将首届招收女生的姓名都一一列举，其中包括刘海粟的八姐姐刘慕慈，但却没有潘玉良的名字。《刘海粟年谱》的著者袁志煌为此专门访问了上海美专的第一届插班女生刘苇和荣君立，都证实说与潘玉良是同班同学。
为什么潘玉良明明是第一届插班女生学生而刘海粟并未将她列入《上海美专十年回顾》中呢？盖因当时潘玉良是青楼女子出身，中途被迫退学，其时潘玉良也未曾有什么影响，刘海粟当然不愿意提及她了。而自己亲手将潘玉良的名字写入上海美专的招生名额中这个说法更是离谱。
后来，这个故事讲的次数多了，听到这个故事的人也多了，流传于世的关于刘海粟与潘玉良的故事也多了，比如说，当时因为青楼出身，潘玉良整天生活在别人蔑视和嘲笑中，为了使潘玉良摆脱这个令人窒息的为封建势力所包围的恶劣环境，当然，也是为了让她艺术上有更大的长进，刘海粟劝她去法国留学。又有一种说法是，在她学成之后，又毅然聘请她回美专担任绘画研究所系主任和教授。1949年之后，刘海粟也曾给又去法国留学的潘玉良写信，告诉她时代已经变了，希望她回来，但是，当潘玉良得知刘海粟被打成右派后，又决定不回来了，直到客死他乡。
《画魂》中的潘玉良与真实的潘玉良差距有多大？（4）
诚然，潘玉良是在1921年出国，回国后曾在上海美专任教，但在几十年后，这些经历都和刘海粟有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或许，这连潘玉良本人都未曾想到。
写《潘玉良传》的作家石楠也曾经表示过，在《潘玉良传》出来之前，刘海粟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任何人和在任何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他跟潘玉良有什么交情。反倒是小说出来之后，刘海粟主动去找的她。石楠也明确表示过：“他（指刘海粟）跟潘玉良这段事情是我创造的，因为我写的是小说，小说是允许创造的。我写《潘玉良传》只是创作一部文学作品，从来没有闪过念头，要用它去巴结刘海粟！”
潘玉良几经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乃至刘海粟的修饰，真实面目已经模糊不清，好在，她留下了几幅堪称精品的《自画像》，从中我们还可以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潘玉良。
真实的潘玉良是一个具有男子气质的女人，做事、说话直来直去，这在旅法画家的回忆中都能看得出来。60多岁的旅法画家贺慕群曾经说过：“侨居巴黎后我和潘玉良常有来往，在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住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一天都不出来。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唯一的一个东方人。”
潘玉良善于唱京戏，课堂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叫她唱一段，她就毫不胆怯地大声唱起来。据说，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潘玉良常常唱戏，以解思乡之苦，著名作家冼星海曾经给她伴奏过。
著名画家刘苇即倪贻德夫人，是潘玉良的同班同学，在刘苇的眼中，潘玉良性情豪爽，不拘小节。有一次她们在杭州山上写生，潘玉良到雷峰塔墙圈里小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潘玉良快出来。潘玉良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后来潘玉良在上海美专任教时，有人出言不逊，性格刚烈的潘玉良当即赏了对方一个耳光。
具有“另类才女”之称的作家苏雪林在留法期间，和潘玉良经常来往，她记述了潘玉良的一段往事：她的新作刊出后，送了一本自己的著作给方君璧，没有给潘玉良送，潘玉良知道了就找她质问：“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潘玉良是一个性格大方、朴实率真的人。留学法国学成归来后，潘玉良先后在上海美专和北平国立艺专授课，将大部分时间放在美术教育上。她在授课之余，勤于绘画，举办过几次画展，在30年代的中国画坛也属于风云人物。
1935年，潘玉良的第五次画展开幕，徐悲鸿特地撰写了《参观玉良夫人个展感言》一文，发表在《中央日报》报纸上，在文中，徐悲鸿对潘玉良的画作给与了很高评价：
玉良夫人游踪所至，在西方远穷欧洲大陆，在中国则泰岱岳黄山九华……夫穷奇履险，以探询造物之至美，乃三百年来作画之士大夫所决不能者也……真艺没落，吾道式微，乃欲求其人而振之，士大夫无得，而得于巾帼英雄潘玉良夫人……
徐悲鸿盛赞了潘玉良的人物创作：
其少作也，则精到之人物。平日所写，有城市之生活，于雅逸之静物，于质于量，均足远企古人，媲美西彦，不若鄙人之多好无成，对之增愧也。
由此可见，徐悲鸿对潘玉良的评价之高。但也是在那次画展上，潘玉良所展出的一幅优秀人体习作《人力壮士》，某一天被人贴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对嫖客的颂歌。”这让潘玉良很受打击。虽然已经走出烟花巷十几年，但在封建思想浓重的中国依然常有流言蜚语萦绕耳畔。
1937年，潘玉良再次挥别故土，来到法国。刚到巴黎不久，就听到首都南京被日军占领的消息，潘玉良怀着一股悲愤之情，以李清照为原型，连夜做了雕塑草坯《中国女诗人》，表达自己对国土沦丧的愤慨之情。
后来的潘玉良，几次想回国均未成行。在吴冠中的自传《我负丹青》一书中说，远在巴黎的潘玉良对徐悲鸿所领导的写实主义绘画深感不满，坚决地表示，如果中国美术教育还是徐悲鸿领导，那么她就坚决不回来。但是至于为什么两人关系交恶，原因不详。后来，徐悲鸿去世后，潘玉良也想过回国任教，但其后爆发的“*”又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晚年的潘玉良境遇凄凉，终日在阁楼内作画，1977年病逝于巴黎，安葬在艺术家公墓中，在她的墓碑上，用中文镌刻着：世界艺术家潘玉良之墓。
1984年，潘玉良的七大箱遗作远涉重洋，被运回上海。之后这批遗作在安徽省博物馆正式收藏入库，总数达到4000多件，其中包括油画、彩墨、国画、素描、速写、雕塑、版画、雕版。因为潘玉良一生出售的画作寥寥无几，所以她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在其中。
后来，潘玉良的一小部分私人藏品流于市场拍卖。80年代，伴随着刘海粟的名声日隆，“潘玉良”热开始迅速升温，这也使得潘玉良画作拍卖价格节节攀升。除了那幅《自画像》拍出高价外，在西泠印社2006春拍会中，潘玉良的一幅《非洲裸女》也以902万的高价摘得此次拍卖会的标王。
潘玉良与刘海粟，两个原本生活很少有交际的人，却在一部《潘玉良传》之后被绑架在了一起。潘玉良的经历与故事被过度阐释，刘海粟在潘玉良的成功道路中的作用被无限夸大，两个人主动或者被动地制造着画坛的泡沫。
关于刘海粟与潘玉良，故事还在继续，争议继续存在。大浪淘沙，历史的浮尘会在时间的长河中被冲刷，唯有他们的画作，静静地留存于世间，任人评说。
徐悲鸿是“美盲”吗？（1）
近年来，徐悲鸿所倡导的写实主义绘画遭遇到美术界其他学派的批评，认为写实主义是阻碍中国绘画向前发展的阻力之一，其中，尤其以吴冠中为重。长期以来，吴冠中对徐悲鸿的艺术主张表达了强烈不满，甚至将写实主义绘画独霸中国美术归罪于徐悲鸿所为。
2007年吴冠中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再次抛出重磅炸弹，认为徐悲鸿是美盲。一石激起千层浪，美术界又掀起一阵议论之风。
吴冠中，中国现当代著名美术家、美术教育家，早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6年留学法国，1950年学成归国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1953年调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1956年任教于北京艺术学院，1964年任教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吴冠中早年师从林风眠，作品风格深受印象主义影响。近年来，吴冠中的作品在国际拍卖市场频频拍出高价，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当代画家之一。
吴冠中深受关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的直言不讳。比如，在2008年初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更是提出，应当撤销中国美术家协会和国家各级画院，认为，“美术界大部分画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的作品情怀和境界上不来；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从中央到地方，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此言一出，又将他抛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里，对吴冠中提出撤销美协之类的提议抛却不谈，仅仅想探讨一下吴冠中所谓的“徐悲鸿是美盲”这一观点。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冠中说：“他可以称为画匠、画师、画圣，但是他是‘美盲’，因为从他的作品上看，他对美完全不理解，他的画《愚公移山》很丑，虽然画得像，但是味儿呢？内行的人来看，格调很低。但是他的力量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很悲哀。审美的方向给扭曲了，延安的革命思路加上苏联的影响，苏联的东西还是二手货，从欧洲学来的。这些东西来了以后，把中国的审美方向影响了。”
后来，《南方都市报》就此话题采访了徐门弟子杨之光，杨之光说：“如果我见到吴冠中先生，我就要劝他：笑笑吧，算了吧，不要去算这个老账。”所谓的“老账”，掺杂着社会因素、历史因素，当然也有个人因素在里面。
众所周知，吴冠中一向对徐悲鸿不感兴趣，这在他的自传《我负丹青》中就有过描述。从国外留学回来，吴冠中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吴冠中说：
在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虽不掌握独聘教师的特权，但他对人处事仍不失解放前的规格，新教师来，他出面请客。董希文陪着我到东授禄街徐家赴宴。除必不可少的礼貌话外，徐先生和我没有共同语言，虽然我们是宜兴同乡，彼此乡音均较重。幸而徐先生请了另一位客人赵望云，他们像是有事商讨，这就缓解了董希文的尴尬。席间，菜肴很新鲜，女主人廖静文指着清蒸鱼介绍：这是松花江的白鱼，刚送来的。此后，我很少见到徐院长，我到院只在自己的课室里与同学交流。
吴冠中在中央美院待了3年，于1953年被调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关于此次调离，吴冠中是这样说的：“整风后不久，人事科长丁井文一个电话打到大雅宝胡同宿舍，通知我清华大学建筑系聘我去教课，让我办理调职手续，手续简便之极。”后来， 吴良镛告诉吴冠中，是因美院以教员互调的条件，要调清华的李宗津和李斛到美院专任，因此将吴冠中调过来，“吴良镛知我在重庆大学建筑系任过4年助教，建筑设计要讲形式，不怕‘形式主义’，而美院正愿送瘟神，谈判正合拍，我披上昭君之装出塞了。”吴冠中说。
徐悲鸿是“美盲”吗？（2）
不过，几年前，我从曾经担任过中央美术学院人事科科长的丁井文那里却听到另外一个版本。丁老说，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实行的是打分制度，实行末位淘汰，因为吴冠中在讲课中讲不出来什么东西，自己的素描画得不好，学生不满意他，因此给他打了一个最低分，就这样他调离的中央美院。
杨之光所谓的“不要算这个老帐”不知是不是将这件事情包含在内。即便是抛开个人恩怨，仅从艺术观点而言，吴冠中是从批判写实主义的一个极端走向了自己圈定的另外一个极端世界。
吴冠中小徐悲鸿20多岁，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年代，不可能不对徐悲鸿为何如此倡导写实主义的背景无所了解。20世纪初，中国文化遭受了西方列强的重创，甚至陷入“亡国灭种”的边缘，社会进步精英都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当时，“洋为中用”和“师夷长技”理论深入人心，从蔡元培到陈独秀，再至鲁迅，他们都认为拯救国家命运必须开启民族心智，科学和理性成为脱昧的唯一路径。在这种背景下，徐悲鸿所选择的写实主义理性绘画主张，受到进步画界的普遍欢迎与支持。徐悲鸿的艺术主张具有强国工具色彩，它与前苏联文艺美学有着很多共通之处，解放后，在特定的历史及政治环境下，徐悲鸿所倡导的写实主义大行其道不足为奇。对现实主义的批评是情有可原的，但如若因此就否定徐悲鸿的艺术创作以及绘画思想就显得过于浅薄了。
其实，这已经不是吴冠中第一次开炮了，只是前面并未直接指向徐悲鸿。远在1999年，吴冠中就曾经大胆地提出“笔墨等于零”。当初，这一辩题在美术界刮起一阵讨论的旋风，以工艺美术学院张仃为首的众多美术界人士对此提出了异议，其中包括关山月先生，关山月说，否定了笔墨中国画等于零。关于笔墨是不是为零的讨论还未结束，吴冠中又抛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看法，认为：
林风眠是我所走的这条路的开拓者，但由于历史原因，他只能是一个开始、一个起步，容量上不如我。潘天寿当然是很了不起的大家，但面比较窄。黄宾虹我是不重视的，张大千就更反感。李可染变得也有限，石鲁画得也还不错。所以站在美术史上，我认为我的开拓性在于使中国绘画，包括油画和水墨都走向了世界。我去过的地方也不少了，可以说世界绘画都装在我的心中，看过之后我更自信了。在古、今、中、外的范围内，我的画绝对是一个新的品种，是从未曾存在过的，是我创造的，不管现在人们怎么说，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我的开拓性的重要，对这些我非常自信。
这个谈话发表在《中华文化画报》1999年第5期上的一篇题为《下午?客厅?逆光——听吴冠中教授传“道”授“业”解“惑”》的访谈录中，采访者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华天雪。吴冠中不仅抛出对中国近现代画家的一番评论，更是披露了解放初期徐悲鸿先生曾批判过他的事，在访谈中吴冠中说：“回来以后没多久就遭到批判，被称作‘形式主义的堡垒’。徐悲鸿就曾讲过，自然主义是懒汉，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这是对我讲的，他们把我恨透了。”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美术界的轩然大波，甚至有媒体将吴冠中的这番话评为2000年中国美术界大事之一。围绕着吴冠中的话进行探讨的艺术工作者很多，讨论热潮一直持续到2000年末。在这种情况下，《美术》杂志派出两位记者采访了当时在徐悲鸿先生周围工作的老弟子冯法、戴泽二位先生。
徐悲鸿是“美盲”吗？（3）
《美术》杂志的记者好奇的是，徐悲鸿到底有没有批判过吴冠中，徐先生和他周围的人是否把吴冠中先生“恨透”了？这也是大家都普遍关心的。
冯法对这段历史很熟悉，他回忆说：
建国以后美术学院成立了。当时我是绘画系主任，叶浅予是国画科的主任，李桦是版画科主任，我兼任油画科的主任直到55年。吴冠中是50年来中央美术学院的。什么时候离开，因何离开我不清楚。55年后我就去了油画训练班，艾中信接替了我的位子。我和吴冠中来往不多不很熟悉。徐先生恐怕就更不熟悉，更少来往。吴冠中在国外留学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还是年轻学子嘛。回来教课时也不是很受学生的欢迎。可以说，当时并不是一个叫座的教员，所以他后来走了。
冯法的回忆，与丁井文的说法是一致的。那么关于徐悲鸿批判吴冠中又是怎么回事呢？据冯法说，徐悲鸿曾经对自然主义、形式主义发表过一些意见，但是，“我只听他说过‘自然主义是泥坑，形式主义也是泥坑，陷进去就拔不出来了’这样的话，没有听他讲过‘自然主义是懒汉，形式主义是恶棍’这样的话。”
冯法说，徐先生并没有明确地批评过谁是形式主义作风，更不可能将吴冠中这样一个刚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当作“形式主义的堡垒”。在冯法眼中，吴冠中当时的画并不是什么形式主义，当时他的画应该属于写实范畴，只是画得比较平淡。
冯法认为，徐悲鸿批评吴冠中是“形式主义堡垒”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作为工作在徐悲鸿身边的人，他与徐悲鸿先生经常接触，如果徐先生对吴冠中的画有看法，私下有所议论，他是应该有所耳闻的。他认为徐先生骂吴冠中是“形式主义恶棍”、“形式主义堡垒”，说徐先生对吴冠中“恨透了”，根本是不可能的。徐悲鸿为人宽厚，如果对人不满意也不会说你是“恶棍”，特别是徐先生当时身体又不好，对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讲这样的话更是不可能。
冯法说，徐悲鸿虽然反对形式主义，但是像“恶棍”这样的语言他是绝对说不出口的。他是一个很文雅、很有修养的人，对别人都是很宽容的。
冯法还说了徐悲鸿与林风眠的关系，认为徐悲鸿对西方现代绘画的反感与吴冠中并没有任何关系：“徐先生与林风眠都还是很好的。他开画展林风眠也来了。他对国内的画家还是团结的。1946年徐先生在北平艺专时请了很多画家包括左派的画家来上课，如李桦、李可染、叶浅予、周令钊等。他说要把学校办成左派的学校。至于吴冠中能到中央美术学院来，起码说明徐先生对他也是欢迎的。徐先生所反对的形式主义主要是针对西方的马蒂斯、毕加索等人，在国内则主要针对的是上海的新潮派，绝对不可能把吴冠中这样的年轻人当作形式主义的典型去批判。吴冠中当时刚回国，还没有画多少画，更不引人注目，画的又基本上还是写实的东西，也谈不上是什么形式主义的，因此徐先生绝对不会把他当成‘形式主义的堡垒’。坦率地说要引起徐先生的注意，要让徐先生把他当成‘形式主义的堡垒’，你还需要真正搞出形式主义的大名堂来才够资格。所以我认为，徐悲鸿先生对西方现代派的反感与吴冠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徐悲鸿是“美盲”吗？（4）
戴泽也不记得徐悲鸿讲过“自然主义是懒汉，形式主义是恶棍”这样的话，更不可能对吴冠中“恨透了”，因为吴冠中到美院的时候，徐悲鸿已经病了，很少到学校来。吴冠中是1950年来的。而徐悲鸿是1953年去世的。戴泽说，当时在教学方面学生对吴冠中的意见很大，说他讲的课听不懂，学不着什么东西，学生反映比较强烈。而对于形式主义，那时是根本不敢讲的。吴冠中也不敢讲，因为那是毛主席定了调子的。另外，戴泽认为，吴冠中当时只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年轻教员，绘画上并不引起注意，既不是好的典型，也不是坏的典型。而且徐悲鸿先生的身体又不好，恐怕也没有太注意到他。所以更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去批判他。
综合冯法、戴泽两位老先生的话，可以推断得出，徐悲鸿是不会将吴冠中作为枪靶子去批判的，一来，解放后徐悲鸿身体不好，常常卧病在床，很少去美院，怎么可能对一个刚进来不久的教员有那么大的仇恨呢？即便是反对形式主义，也不会达到“恨透了”的程度。另外，当时毛泽东的艺术方针正在贯彻执行，当时的吴冠中作品中也不太可能有形式主义的风格。
那么，为什么吴冠中会说“他们把我恨透了”这样的话呢？冯法觉得不可理解，旁观者更是不知所云。
冯法说，徐悲鸿讲“形式主义是泥坑，自然主义也是泥坑，陷进去就拔不出来了”是有一定背景的，当时刚解放，苏联美院附中有一批素描来展览，美院的一些学生崇拜得五体投地。这些素描都是用铅笔画的。徐悲鸿很反对那种画法。学生手上拿了一把铅笔，削得很尖。徐悲鸿说：“把铅笔削得这么尖都可以戳人了，没有必要。要想画出好画来不一定就要这样。你们这样死抠并不能把对象最精彩的、精华的东西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徐悲鸿说了“形式主义是泥坑，自然主义也是泥坑”的话。
在与华天雪的对话中，吴冠中还抨击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育方式，吴冠中说：“我们的美术学院的主要的教学任务应该是教给学生审美观，而现在美术学院主要教给学生的不是审美是技法，是画匠的手段。”这是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徐悲鸿的教育模式，认为以徐悲鸿为首的中央美院只讲究技法，而忽略了审美观的确立。
对此，冯法也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审美方面，徐悲鸿也十分重视。他在法国学习的同时又放眼世界。欧洲很多国家他都去过，每个国家的第一流的画家的作品、情况他都作了深入研究。冯法着重强调，徐先生所反对的形式主义是反对的那种不认真作学问，只是借艺术来谋求名利的人。他不仅尊重西洋的传统，对于印象派也是很尊重的。他自己的画就吸收了很多印象派的色彩。他的油画光、色、质、量感都有了。他对于凡高、高更都很欣赏。莫奈他也十分欣赏，曾用“瑰、丽、奇、变”四个字来形容他的画。在艺术上他是开拓的不是保守的，技巧方面徐悲鸿很反对死抠。
但是徐悲鸿反对毕加索、马蒂斯，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徐悲鸿经常讲：“你们要学毕加索、马蒂斯你们就不要来这里学。你们在家里就是毕加索、马蒂斯了。父母挣一点钱也不容易，把你们送到学校来学习，学了半天学了个毕加索、马蒂斯，太冤枉了。”也是在这次访谈中，冯法透露：1953年，刘海粟曾经到美术学院来过一次，王朝闻先生劝徐悲鸿和刘海粟见个面。徐悲鸿说：“我考虑一下还是不去了，请你去招待一下吧。”
徐悲鸿是“美盲”吗？（5）
刘海粟的绘画风格深受马蒂斯的影响，冯法认为，从徐悲鸿拒绝见刘海粟可以看出，徐悲鸿反对马蒂斯反对的还是很激烈的，因此从中可以看出徐悲鸿与刘海粟的对立是艺术思想上的。对此，我本人持一点保留意见，徐悲鸿反感刘海粟并不仅仅他是形式主义马蒂斯的忠实拥趸，恰恰是由于对刘海粟人品的一贯鄙夷。同样深受印象主义影响的林风眠与徐悲鸿的绘画道路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徐悲鸿对林风眠还是表现出了大师般的尊重，这在前文已有撰述，这里不再多言。
话又说回来，师承林风眠的吴冠中在*中还念念不忘在重庆徐悲鸿的个展上，徐悲鸿西装革履，前呼后拥，却对恩师林风眠颇为冷淡的场景，这或许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
年轻时候的吴冠中也曾关注过徐悲鸿与刘海粟之间的论战，在2007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在中学时代看报纸，报上经常有徐悲鸿骂刘海粟，刘海粟骂徐悲鸿，中间徐志摩也参加，但是徐志摩的观点比较新，要开放一些。这种情况之下，刘海粟的上海美专是私立的，比较开放，影响好像很大，培养了很多学生。刘海粟的艺术很新，但是功力不行。更开放的是在杭州的国立艺专，林风眠起到主要作用，因为是国立学校，有经费，教授一个月三百块大洋，当时的画家是没有这种待遇的，可以请最好的教员，比如请吴大羽、潘天寿，高价请法国、英国、俄罗斯的教员，所以杭州艺专很傲，瞧不起其他的东西，觉得徐悲鸿的东西很幼稚，格调很低。所以杭州艺专的老师和学生，与徐悲鸿之间，可以说一切观念是完全敌对的。”
从杭州艺专出来的吴冠中，当然也与徐悲鸿的一切观念是完全敌对的。因此他会将徐悲鸿批评得一无是处。如果将徐悲鸿的一切观点视为对立，那徐悲鸿所倡导艺术价值应该“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是不是也应该放在对立面呢？而这也恰巧是吴冠中常常挂在嘴边的啊！
吴冠中认为，幸好当初“我是去看了杭州艺专，觉得很美，就改变了人生。如果我不是去参观杭州艺专，而是参观徐悲鸿的展览，或者是苏联的展览的话，我不会改行，我觉得我不喜欢这个东西，为什么呢？他们画的东西都是技术，现代艺术是审美，审美与技术是不同的”。并将已经逝世多年的徐悲鸿挖苦为“美盲”，认为徐悲鸿对美完全不理解，将《愚公移山》评价为格调低。一个已经颇具艺术影响力的大师如今对着一个已经逝世50余年、曾经对中国美术教育奉献一生的徐悲鸿加足火力猛攻，是不是在人格上显得不那么厚道呢？
2006年，我曾随业师张晓凌先生参加吴冠中先生捐画故宫的研讨会，会上，吴先生操着沙哑的声音大声面对媒体演讲：“我从不重复自己，我时刻都在创新……”当时，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也被吴冠中请来捧场，为表示感谢，吴冠中当场赠李政道一幅木板水印作品，用排刷在四尺开三的宣纸上写了“黄河”两个字，字框外用黄色全部涂黄。我在捐画现场，当时怎么看都觉得这像民间街头艺人的一种杂耍秀，让人怎么也猜不透创新在何处。果不其然，时隔不久，吴冠中被湖北一民间艺人告上法庭，说是侵犯了他书法填彩的专利，现在想来，不觉令人哑然失笑。
前面已经撰述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徐悲鸿选择现实主义题材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是在后期政治风行之时，艺术完全为政治服务，这应该也是徐悲鸿本人不愿意看到和没有想到的。
除却对现实主义的批判，单单从徐悲鸿的艺术创作来看，徐悲鸿也不能称之为 “美盲”，徐悲鸿尽管对中国传统绘画大加批判，但在艺术实践中却一直坚持“改良”，他有选择地运用和改造笔墨，将造型与生动的笔墨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大批富有生气、充满力量的画作。在中国的西画领域里，靳尚谊对传统的认识和对徐悲鸿艺术的理解较为实际，他认为：“徐悲鸿先生很早就在油画肖像里融入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审美精神的深刻体悟，他的油画作品《箫声》，采用中国画的构图方式，作品清新自然，充满中国的朦胧诗韵。”
我想，这不是一个“美盲”能够做到的。
正如同靳尚谊所说的那样，中国油画应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中国的油画艺术必须在掌握西方的油画技术和基础之后，再把中国水墨的写意性和油画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的画风，这一点，徐悲鸿做到了，吴冠中呢？
吴冠中在将徐悲鸿完全否定的同时，是不是也将自己绑架到了一定的高位呢？他将“审美”、“意趣”放入头等重要，提倡一种中外折中的形式美，是不是也走入了另外一个误区呢？
刘海粟与傅雷交恶始末（1）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美术评论家，一生译著丰厚，与其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的书信往来集结成册，留给世人一笔丰厚的精神财产。
1927年12月31日，19岁的傅雷乘法国邮船“昂达雷?力篷”号离开上海，次年2月3日抵达马赛港。8月，他考进巴黎大学，专攻文艺理论，同时到卢佛美术史学校和梭邦艺术讲座听课。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画家刘抗，在刘抗的介绍下，认识了来欧洲游学考察的刘海粟。
傅雷整整小刘海粟一轮，由于对艺术的共同追求，两人很快成为至交。
傅雷与刘海粟经常在一起，到巴黎的博物馆、教堂、宫殿、展览会等各处浏览，有时也会离开巴黎，到美丽的自然里去寻找灵感。有一次，傅雷、刘海粟夫妇、刘抗等约好在蔼维扬会合，前往瑞士莱芒湖畔的避暑胜地避暑。刘海粟一边走路，一边不停地把艳红的苹果摘下来往衣服口袋里装，傅雷不由分说地给他照了相，边照边说：“这是阿尔卑斯山刘海粟偷苹果的纪念。”一个月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巴黎。对于这次难忘的避暑记忆，傅雷念念不忘，30多年后写信给远在英国的傅聪时，还有提及。
1930年，刘海粟写生了很多油画，如《森林》、《夜月》、《玫瑰村之初春》等。6月，刘海粟与朋友孙福熙、颜文一起同游意大利，到罗马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给傅雷写信：
……今天又看了个博物馆、一个伽蓝，看了许多蒂湘、拉斐尔、密克朗琪罗的杰作。这些人实是文艺复兴的精华，为表现奋斗，他们赐与人类的恩惠真是无穷无极呀。每天看完总很疲倦，六点以后仍旧画画。光阴如逝，真使我着急……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刘海粟将傅雷引为艺术知己。两人常常在一起探讨艺术与哲学。在巴黎，刘海粟与傅雷有过一阵短暂的友谊蜜月期。
1931年秋天，傅雷结束了4年的留学巴黎生活，与刘海粟一起乘坐“香楠沙”号轮船回国。傅雷刚到上海时，暂时住在刘海粟家中。
蔡元培在威海卫路中社设宴为刘海粟旅欧回国接风，傅雷应邀出席，作陪的还有陈独秀、叶恭绰、许寿裳、杨杏佛、黄宾虹、张大千、朱屺瞻、王个等社会文化名流。在这段时间，傅雷和刘海粟一起编写了《世界名画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这套《世界名画集》共收8位名家，一人一册，每册都有长序，介绍作者生平，分析其艺术特色，其中塞尚、莫奈、雷诺阿、马蒂斯、凡高、高更、特朗7人由刘海粟负责编选，另一册为《刘海粟》专辑，由傅雷编选，卷首刊有他写的专论《刘海粟论》。
在这篇《刘海粟论》中，傅雷用如诗的语言，如火的热情，对刘海粟的艺术成就发出瞻望：
阴霾蔽天，烽烟四起，仿佛是产生密克朗琪罗、拉斐尔、达芬奇的时代，亦仿佛是1830年前后产生特拉克洛瓦、雨果的情景。愿你，海粟，愿你火一般的颜色，燃起我们将死的心灵，愿你狂飙的节奏，唤醒我们奄奄欲绝的灵魂。
从这个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海粟对傅雷的信任，以及傅雷对刘海粟艺术的肯定。这年冬天，傅雷接受了刘海粟的邀请，出任上海美专的校办主任，同时教授美术史和法文。
在上海美专工作之后，傅雷与刘海粟之间逐渐出现了裂痕。或许，以傅雷耿直纯真的个性不大喜欢整日泡在上海十里洋场的关系网中的刘海粟，也或许，刘海粟的“商店办学”作风让傅雷深感不满。矛盾的积累是多方面的，爆发只需要一个导火线。
刘海粟与傅雷交恶始末（2）
这根导火线就是张弦。张弦，号亦琴，浙江青田人，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后来主攻油画。1924年曾经赴法进入巴黎美术学校学习，深得法国大画家爱奈士罗伦的赏识，称之为“第一高材生”。1928年学成归国，受聘成为母校教授，委以西画科主任。1929年，刘海粟赴欧洲游学考察，他也随赴欧洲，与刘海粟一起结识了傅雷。1931年，张弦随刘海粟、傅雷一起回到上海，继续任上海美专西画科主任。
张弦性情正直淳朴，傅雷视其为人生挚友，傅雷认为，“他的生活与常人并没有分别，不过比常人更淳朴而淡泊，那是拥有孤洁不移的道德力与坚而不骄的自信力的人，始能具备的恬静与淡泊。”（见傅雷《悼张弦》一文）
就是这样一个性格高尚、沉静淡泊的人，却在上海美专一直郁郁寡欢。据说，刘海粟回到上海后，因为忙于和达官显贵交际，很少有时间画画，经常找人代笔，张弦就是其中一个。有一次，刘海粟叫张弦周日去他家吃饭，第二天，张弦去了，却让刘海粟安排在书桌前临摹一张画，刘海粟自己跑到另外的房间里和一帮人打麻将去了。张弦临到中午，临完了，刘海粟过来看了一下，说画得不错，就叫张弦出来吃饭。后来，刘海粟将张弦临摹的画署上自己的名字，张弦辛苦临摹了一上午的画就变成了刘海粟的作品了。傅雷与张弦是莫逆之交，这件事情傅雷当然也知道。
张弦在上海美专工作繁重，还有时被刘海粟叫去代笔，生活不堪重负，刘海粟给张弦的工资也很低，傅雷看不下去，多次要求刘海粟给张弦加工钱，刘海粟就是不肯。张弦经常连基本的伙食开支都不够，但是由于性格内向，不愿意说出来，生活清苦潦倒，心情常年压抑。
1936年暑假，张弦得病，郁郁而死，傅雷深为痛惜，写下了《我们已失去了凭藉——悼张弦》一文，文中满怀深情地评述了张弦的高洁人品与独特的画风。傅雷认为，张弦的悒郁而死，与刘海粟的剥削有直接关系，在筹备张弦遗作展时，傅雷当众宣布，与刘海粟绝交。
此时，傅雷已经从美专辞职三年，专职在家翻译写作。1933年，傅雷的母亲病逝，傅雷回乡料理母亲的后事，回来后就辞去了上海美专教授一职。刘海粟真诚地挽留，傅雷没有答应。傅雷说，不但现在不教，将来也不教，也答应刘海粟，不在别的学校任教。后来，对傅雷辞职一事，刘海粟曾说：“事过25年之后，我才知道他之所以不愿教书，并不是和同学们意气用事，而是另有原因。后来一位参加过围攻傅雷的同学杨志荣告诉我，那天他和同学们一起冲进教室的时候，曾经打过傅雷几拳。为了这件事，他多年惴惴不安，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把真相告诉了我。”
刘海粟所说的傅雷挨打，是怎么回事呢？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抗日热潮渐渐高涨，学生是其中的中坚分子，一向活跃的上海美专学生会经常组织学生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学生会向校办主任傅雷要求，上午可以继续上课，下午则应安排他们到街上去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傅雷一方面同意学生们的合理要求，另一方面又说，抗日不应该荒废学业，原先下午的美学和美术史课程，要在晚间补上。学生们同意了傅雷的安排。
1932年的一天下午两点多，傅雷正在给一班学生讲课，学生会主席成家和、骨干赵丹、杨志荣等人，急匆匆地闯进教室，责问傅雷为何不停课，耽误了学生集合。傅雷坚持要上完20分钟课再下课，成家和、赵丹等有些不耐烦，和傅雷争执了起来，混乱之中，杨志荣打了傅雷几拳。
刘海粟与傅雷交恶始末（3）
后来，上海美专的学生知道自己错了，又向傅雷道歉，并专程为傅雷开了一个欢迎会，希望傅雷能继续给他们上课，傅雷参加了欢迎会，与学生们冰释前嫌。
刘海粟认为是由于学生打了傅雷，而使傅雷不再来美专上课，判断应该是不准的。如果傅雷真的是因为学生打了他，就不会时隔两年后才辞职，这中间，傅雷曾去哈瓦斯通讯社工作了半年，后又回到上海美专。如果因为有学生打了他几拳而不愿再教书，他完全可以不再回到上海美专。
后来，在1957年7月18日写出的《傅雷自述》找到了答案：
1933年9月，母亲去世，即辞去美专教务。因(一)年少不学，自认为无资格教书，母亲在日，以我在国外未得学位，再不工作，她更伤心；且彼时经济独立，母亲只月贴数十元，不能不自己谋生；(二)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
从《傅雷自述》中可以看出，自进入上海美专任教以来，傅雷对刘海粟的办学方式、待人刻薄等诸多事情都看不惯。那时的傅雷，在心里其实已经与刘海粟距离甚远了。到了1936年，傅雷的好友张弦去世，傅雷将张弦的英年早逝大半归罪于刘海粟，更加剧了对刘海粟的反感。据《傅雷自述》说，张弦死后，傅雷和一些朋友在《时事新报》上编了一个特辑，用以悼念亡友，请刘海粟出一点钱协助，但是遭到刘海粟的推脱。后来傅雷和朋友拉着刘海粟参加讨论为张弦举办遗作画展的会议，刘海粟依旧是不做任何负实际责任的举动，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傅雷拍案大骂，发誓永远不再跟刘海粟这种自私的人来往。
傅雷与刘海粟，从最开始的艺术知音慢慢走到决裂，两人的分道扬镳，是二人性格与价值取向发展的必然结果。傅雷的个性疾恶如仇，耿直刚硬，天性中满怀赤子之心，刘海粟则圆滑世故，见风使舵，惯于钻营，在对待朋友中，更不能看到一点真诚，这与傅雷的个性是完全相反的。
众所周知，傅雷对著名画家黄宾虹推崇备至，晚年两人成为莫逆之交。那么傅雷对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几个风云人物有什么评价呢？我们从他写给远在新加坡的画家、他的好友刘抗的信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其中既包括徐悲鸿，也包括他早期引为好友的刘海粟。
在早期出版的《傅雷文集?书信卷》中致刘抗的信中，傅雷与刘抗探讨了中国画以及当代画坛大家：
中国画与西洋画最大的技术分歧之一是我们的线条表现力的丰富，种类的繁多，非西洋画所能比拟。枯藤老树，吴昌硕、齐白石以至扬州八怪等等所用的强劲的线条，不过是无数线条中之一种，而且还不是怎么高级的。倘若没有从唐宋名迹中打过滚、用过苦功，而仅仅厌恶四王、吴恽而大刀阔斧来一阵“粗笔头”很容易流为野狐禅。
在评论了吴昌硕、齐白石的风格后，信中还有这么一段：
至于从未下过真功夫而但凭秃笔横扫，以剑拔弩张为雄浑有力者，真是自欺欺人，如××即是。还有同样未入国画之门而闭目乱来的，例如×××……给后世不学无术投机取巧之人借作遮丑的幌子，前自白龙山人，后至×××，比比皆是也。
这“××”、“×××”究竟指谁，因为原信在出版之时做了有必要的掩饰，因此不得而知，所以还是不清楚傅雷的真实见解。
后来，由辽宁教育出版社新出的《傅雷全集》，部分恢复了原貌，上文中第一个“××”是“大师”，从上下文可知即是刘海粟；后面两个“×××”为“徐××”，应是指徐悲鸿。
同一信中还提到张大千，说他“是另一路投机分子，一生最大本领是造假石涛，那却是顶尖儿的第一流高手”，而自己的创作“往往俗不可耐，趣味低级，仕女尤其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在傅雷写给刘抗的信中，几次提到刘海粟，但均用“大师”代替。联系上下文，可知是说刘海粟无疑。比如写于1936年8月28日的信，信中说：
……同日我又写信给大师，向他提议：（一）把张弦的死讯在报上登一条新闻（这是不费一文的），让他数年的桃李得悉；（二）筹备一个遗作展览会；（三）设法替他卖掉些作品，所得款作为他遗孤的教育费；（四）设法叫博物馆购藏他的一张作品。但去信后亦迄无回音，甚为诧怪！
这封信是傅雷给刘海粟建议妥善处理张弦死后之事的，也就是因为在料理张弦身后事中，刘海粟不闻不问的作风彻底惹恼了傅雷，于是当众宣布与之绝交。
在1961年写给刘抗的信中说：
国内洋画自你去国后无新人，老辈中大师依然如此自满，他这人在二十几岁时就流产了。以后只是偶尔凭着本能有几幅成功的作品……近年来陆续看了他收藏的国画，中下之品也捧作妙品，可见他对国画的眼光太差。我觉得他一辈子未懂得（真正懂得）线条之美。他与我相交数十年，从无一字一句提到他创作的苦闷或是什么理想的境界。你想他自高自大到多么可怕的地步！以私交而论，他平生待人，从无像待我这样真诚热心，始终如一的；可是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者家人亲属的地位。所以我在感激他对我友谊之后，同时仍不能不一五一十，就事论事批评他的作品。
1986年刘海粟重游巴黎，想起昔日和傅雷的交游，不禁黯然神伤。他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傅雷译文集》第13卷中收集的《罗丹艺术论》作序时说：“想到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好兄弟相濡以沫，实在幸运。”
这，应该是刘海粟的真心话。
江青给刘海粟做过模特儿吗？（1）
众所周知，周恩来总理对徐悲鸿一向青眼相待，两人自从在巴黎公墓偶遇相识之后，一直相交默契。抗战在重庆之时，周恩来托郭沫若为徐悲鸿及夫人送去了延安小米、红豆；解放后，又常常和徐悲鸿单独对谈，就文艺界的一些事情交换看法；徐悲鸿逝世后，周恩来嘱托周扬亲自看着徐悲鸿入殓，后来又给徐悲鸿纪念馆题辞“悲鸿故居”。
同时代的毛泽东对徐悲鸿评价如何呢？在翻开《毛泽东书信集》中，偶然看到毛泽东写的两段批语，现在抄录如下：
画男女老少*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齐白石、陈半丁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
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
*前夕，关于是否废除模特儿闹得沸沸扬扬。中央美术学院老师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因不同意废除人体模特儿写生，1965年5月12日给江青写信：
……无产阶级在建立和完备自己的艺术教育体系中，可以批判继承旧传统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模特儿写生作为解决艺术基本功的初步训练方法，是可以批判继承的……真人(模特儿)写生是美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法，因此，反对为技术而技术并不否定画真人习作。为了深入研究人体的运动、结构、比例、造型，至少在油画专业和雕塑专业应有一定比例的人体习作……从废除模特儿制以后，在教学活动中已经遇到了不少困难，应届毕业生的创作质量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建议在“四清”第四阶段中，发动群众进行*讨论，经过反复试验，使新的艺术教育体系稳定地建立起来，完备起来。
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在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的来函上作出如上批示。“批示”传出后，在艺术教育领域及美术界引起极大震动。毛泽东直用英文“model”代写中文“模特儿”，可见毛泽东对古今中外美术史的通晓。
毛泽东批示之后，文化部于1965年11月15日下发了《文化部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
绘画和雕塑主要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进行艺术创作，需要熟悉和掌握人体的结构、色彩的变化和运动的规律，因此，对男女老少模特儿进行写生是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
尽管有毛泽东的亲笔批示，各种不同的声音还是纷至沓来。后来，*的一名副部长专门针对“使用模特儿问题”致函党中央、毛主席。毛泽东这次又写下了33字的补充批示：
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的素描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的道路。
从毛泽东的两段批示中，可以看出，徐悲鸿的人物素描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同，毛泽东也知道，有一个刘海粟学习过西洋画法，对人体素描有一定的研究。
近年来，美术界却开始流行着这样一个传说，刘海粟年轻时曾经给江青画过画，据说，一张是清晨欲醒还睡的姿态，一张是像安格尔那种样子的躺姿。如今，网络上还盛传着一张素描女人体，据说这是刘海粟画的江青素描。
江青给刘海粟做过模特儿吗？（2）
这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刘海粟编造的另外一个谎言？
《沧海》中，关于刘海粟为江青画画，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刘海粟）“1935年的夏天，我刚从欧洲回来。这是我第二次去欧洲，噢——名气大极了！那个时候蓝苹同赵丹合演话剧《娜拉》，有一些影响。赵丹原来不叫赵丹，叫赵凤翱。这个人聪明极了，就是比较爱冲动。当初他刚到美专，就同成家和一道斗争傅雷，还打了他。赵丹本来准备去法国留学，继续深造画画。这个人如果坚持画画，一定会有大成就的。不过他后来搞戏剧电影，成就更大些。很多人说，赵丹改做演戏是因为偶然，其实不是的。他在美专三年始终是学校剧团的骨干，一直很活跃，也非常爱出风头。毕业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个毕业公演，演出话剧，他演男主角。我当时在欧洲还没有回来，听说演得非常成功，这样才被一个叫张石川的电影公司老板看中。很多事情表面看看好像很偶然，其实都不是的。你如果不是那块料，平时没有做很多的积累，给你再多的机会也不行。
“他们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赵丹和蓝苹两个人的名字。那个时候赵丹在上海已经很有名了，蓝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天，赵丹请我到一品香吃饭，我就问起这个蓝苹。赵丹很聪明，他说校长如果有时间，吃完饭我陪你去见蓝苹。我也是一时高兴，就答应了，否则以我当时的地位，她要来见我都是不容易的。吃完饭，就去了。他领我到他们的排练场，几个人像金山、应云卫，本来就熟识的，见了面很客气。墙边有一个穿旗袍的女孩子，踱来踱去，在那里背台词。赵丹告诉我那就是蓝苹，就招呼她过来，告诉她，这是上海美专的校长刘海粟。蓝苹一听我的名字，很恭敬地向我鞠躬，说我在赵丹那里拜读过先生的大作，崇拜得很啊！蓝苹谈不上怎么样漂亮，同我的许多女朋友都是不能比的，但是她的个头比较高，身材不错，皮肤非常好，说话举止也算大方得体。”
看刘海粟的心情不错，我（简繁）大胆地问：“江青为什么在乎老师身边有关于她的东西，是不是当初老师真的跟她有一点说不清的关系？”
刘海粟大声地噢了一声，虚着眼睛摇头，很感慨地说：“人世间有许多事情说不清楚啊！谁也不会知道，一个同你做过模特儿，同你……被你冷落不要了……这要是换作在古代的时候，连头也要给杀掉了，还要弄你一个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我这个侄儿刘狮当年很*啊，他同赵丹他们时常有来往，后来由他出面把蓝苹约来给我画过两张油画。前面一张是清晨欲醒还睡的姿态，后来一张是像安格尔那种样子的躺姿。噢——尤其前面一张我花了很多工夫，画得好极了！一大清早，太阳光线还不是很强，淡淡地从窗帘外面透进来，噢——美极了！每天早晨只有那么一歇歇工夫就过去了。那个时候蓝苹好像很忙，来的也是断断续续。所以这张画我画了很久才画完。蓝苹这个人单说外表并不出众，但是她身上的……都非常好。还有一点，这个人倒是有一些艺术天分的，你同她说什么，她都能理解。你晓得吗？……有一个唐纳，蓝苹躲到哪里他就追到哪里，还为她自杀！这件事情当时在上海闹得很厉害，很多人都不理解。我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种女人面相一般，但是身躯非常优秀。蓝苹就是这种女人。她好的东西都遮在衣裙里了，一般人不知道，所以不理解。只有真的见过了，你才会着迷！”
江青给刘海粟做过模特儿吗？（3）
刘海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接着说：“赵丹也是吃了这方面的亏啊，因为他同蓝苹同居过，所以被整来整去……我还算幸运，‘*’一开始就来了一群小孩子，红小兵，把我的素描、油画，统统拿到院子里烧，中间就有那两张蓝苹的人体油画。再后来，来了一批‘四人帮’的特务，住在我家里搜，不停地审问。我猜想他们是冲着那两张画来的。这个时候幸亏已经被烧掉了，要不然就不得了啦！”
沉默了一会，刘海粟神情严肃地嘱咐我：“我是对你信任，才同你说了这么许多，这种事情一定不可以拿到外面同别人乱说的！要说，也要等到我百年之后写我的传记*的时候。这一点，你一定要懂得啊！”
我连声保证。
刘海粟平静地摆摆手，说：“好了，不谈了，时间不早了。你去楼下看看师母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我要开始工作了。”
我把刘海粟架起来，扶到画案前，然后退出画室，关上门，看手表，时间是深夜11点38分。
（《沧海》简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187-189页）
《沧海》一经出版，就引起喜欢关注花边新闻的人的大肆讨论。江青真的给刘海粟做过模特儿吗？结合当时的背景，刘海粟是上海滩的当红名人，江青是上海滩的进步女演员，刘海粟又是赵丹的老师，若说刘海粟给江青画过画，似乎也事出有因。有记者还专门以此去采访刘海粟的女儿刘蟾。
刘蟾给予坚决的否认。刘蟾说，父亲根本就不认识江青，怎么可能给江青画画？如果真的画了，“*”中父亲还能活过来吗？
似乎说得也在理。
那么，刘海粟口述的这段历史又有几分真实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开始时，江青解放前在上海演艺圈的一段经历成为让她坐卧不安的钉子。
江青，原名李云鹤，1935年3月到上海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取艺名“蓝苹”。她在上海参加演出话剧《娜拉》受到广泛好评，后来又在电通影业公司参加了《自由神》、《都市风光》、《王老五》等具有左翼进步倾向影片的拍摄。
蓝苹在上海期间，与著名演员赵丹、唐纳都有过交往。蓝苹最先与同一电影公司的唐纳相爱、同居，在1936年4月，在杭州六和塔下，由沈钧儒证婚，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三对夫妻举行集体婚礼，成为当时上海电影圈中的一大盛事。
不久之后，蓝苹开始觉得唐纳不是她心中的白马王子，对唐纳渐渐冷淡。唐纳心中放不下蓝苹，当时蓝苹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还常常以自杀要挟对方，弄得蓝苹很痛苦。后来，蓝苹写了一封公开信在《大公报》上发表，在这封信中，蓝苹自述离合经过，并说与唐纳早无关系，结婚时并无婚书等等事情，信中表示，她对脚踩两只船、动不动就自杀的唐纳深感厌倦和愤怒，并表示不会屈服于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压力而自寻短见。
蓝苹与赵丹的半生纠葛也如同电影一般令人眼花缭乱。据说当时蓝苹对赵丹一往情深，但是赵丹似乎并不答理她的碴儿，蓝苹还给赵丹写了不少情书。
60年代，厄运开始降临在这些老上海影视圈的人身上。赵丹是“*”中最直接的受害者，与赵丹一起的，还有当时与江青往来甚密的郑君里、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芩等，均遭受冲击。
2007年出版的《 特别辩护——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马克昌主编，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4月版）一书中，记录了当时审判江青*上海文艺界人士的经过。
书中记录了当时的审判过程以及证人的证词，据记录：1966年7月，江青指使组织40多人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并亲自监视将搜得的关于江青的大量书信、照片烧毁。
原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曾经分管政法工作）于1977年9月24日的证词提到：
1966年6月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前，曾对我说……我要找郑君里谈一次，为慎重起见，你也参加一下，我答应了。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我在场……张春桥对郑君里说，现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在你家不是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完全答应。事隔一个星期左右，张春桥对我说，郑君里那里信件、照片等交来了，已转交给江青，她当场烧了。
但是，江青仍不放心，于1966年10月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组织指挥刘世英、袭着显等5人对郑君里、赵丹、童芷芩、陈鲤庭、顾而已5家进行抄家。
可见刘海粟之女刘蟾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假如她的父亲刘海粟真的给江青画过裸画，她家不掘地三尺才怪。
要不，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简繁在《沧海》中的记述不可靠，或者是简繁在造假。
刘海粟“骗奸”师母疑云（1）
2008年8月8日，凤凰网刊登了一篇名为《刘海粟，骗奸师母的大师？》的帖文，此文刊出，美术界哗然，环绕在刘海粟身上的大师光环又多了一份争议。
最近，人民日报的资深编辑李辉一篇名为《三疑点诘问：真实年龄及其他》的文章，将文怀沙拖入舆论的旋涡。被全国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造假门”一事中，刘海粟也被以伪大师的名目扯了进来，且把骗奸师母一事作为最重要的论据。那么，历史上真有其事吗？
《刘海粟，骗奸师母的大师？》一文的主要论据，一是来源于陈传席在1996年第五期发表在《江苏画刊》上一篇名为《评现代大家和名家》的文章，二是来源于1998年香港夏菲而国际出版公司出版的《踢爆名人》一书中赵耀景的文章《刘海粟是人还是鬼？》。
文章先是通过陈传席的论据证明刘海粟是一个爱吹牛皮、不学无术的骗子，继而引用赵耀景的文章，说刘海粟年轻时候曾经在周湘创办的布景画传习所学习期间，勾引周湘的老婆，并对周湘大加杀伐。
赵耀景的这篇文章主要证据则来源于一个名为周传的人于1994年写的万言长文。周传自称是周湘的孙子，在这篇名为《刘海粟与周湘罕见的师生情》的万言长文中披露了很多早年刘海粟在上海的“恶行”。
文章开篇就说：
这是血写的历史，不是小说，殃及了不少人的命运，有的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事情发生在八十多年前，但整个事件，一直延续到刘海粟的寿终正寝。
随后，这篇长达一万两千字的文章的揭发材料，主要说了以下内容：刘海粟于1909年在周湘创办的上海布景画传习所中学画两个多月，因调戏周宅一名丫头而被开除。刘海粟怀恨在心，买通文化稽查部门诬指传习所没有注册，继而怂恿税务稽查部门以偷漏税收罪名强行封闭学校，又唆使黑社会流氓砸烂传习所门窗课桌，把学生赶出校门，并找了一群流氓把周湘打成重伤，七孔流血，肋骨折断。更令人发指的是，在讼事审理过程中，刘海粟强占周湘的丫头孙姝，并导致孙姝怀孕难产而死。之后刘一再*周夫人孙静安，致使孙静安怀孕生子。1922年春，孙氏伴随身负重伤的丈夫回上海郊区黄渡乡下隐居。周湘在恶势力欺凌下精神崩溃，病发时焚毁了不少画作，1933年含冤去世。孙静安则沦为仆妇，1961年在大饥荒中活活饿死。
文章最后一部分还列举了80年代刘海粟通过报章电视贬低周湘的种种行为，比如，作者举例说，1984年《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黄毓龄研究员所着的《中国近代美术教育概论》一文，文中说：“周湘是近代中国热心民间美术教育的著名代表，是这一时期的著名画家。1916年由丰子恺、周湘、欧阳予倩发起中华美育会是宣传新思想新美术的先行者。”1986年《中国美术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油画艺术的先驱者——周湘》的文章，作者龚产兴说，“西洋画在我国流传，周湘实为开其先河。”据说这些文章触动了刘海粟神经最敏感的部位，动摇和危及了他充当画坛泰斗的美梦，为此刘海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亲自著文在《我的爱情生活》一文中写道：
美术界的一些朋友对我印象都很好……我已认识了不少名画家和上海名士、文化界朋友……周湘不过三十来岁，头脑很灵活，他自己的画技并不很高明，但为人热情人缘不错。
刘海粟“骗奸”师母疑云（2）
文中作者说他曾就此当面质问过刘海粟：
我曾对此两个问题当面对其提出责询：“刘伯伯您在布景画传习所时已经认识了不少上海名士、名画家，那么为什么当时不到名画家那里去学画，而偏要留在那个画技不很高明的周湘那里学画呢？还有，您对当时周湘画技‘不很高明’这一用词，是站在今天九十年代的高度来评价老师的当年，还是在世纪之初，那时你学画的时候已经感到他不很高明？如果是后者，你应当马上换地方，而且那时不难换地方，因为您已认识了很多上海的名士、文化界朋友。我认为对自己的老师，横加画技不很高明的评论，第一不符合青出于蓝的历史规律，第二违背了尊师重教的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我从没听说过岳飞评论周同、鲁迅评价藤野。”他无言以对。
文中除了对刘海粟大加抨击之外，对徐悲鸿有诸多褒扬，比如，在文中，他写道：
解放初悲鸿伯伯1952春先后三次前来（第三次他派人派车来接孙静安）几经找寻，才在二间风雨飘摇的茅草屋里见到了满脸憔悴饥黄，年已六旬的师母，此时笔者也在一旁。孙静安声泪俱下的向自己的学生痛诉了往事，徐悲鸿一直沉着脸一边点着头，他老人家对师母说：“知道，我已全知道。”
周湘与刘海粟的恩怨怎么又扯上了徐悲鸿？说起这段公案，还要从周湘的布景画传习所说起。
周湘，生于同治年间的1871年，自幼喜好绘画，师从杨伯润、钱慧安、胡鼻山等，擅长油画、水彩画和水墨山水画，曾赴日本及欧洲考察美术。从1909年至1922年间，周湘先后创办美术专门学校多所，有图画专门学校、图画速成科、上海油画院、中西图画函授学堂、布景画传习所、西法油画传习所和中华美术专门学校等。周湘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早期美术教育开始萌芽与兴起的关键时期，中国近代很多著名画家都曾在周湘门下学习过，先后有刘海粟、陈抱一、乌始光、汪亚尘、丁悚、张眉荪等。因此，周湘与刘海粟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份师生缘分。只是善缘未能维持，结出了恶果。
据说，由于刘海粟当时作风不正，被周湘开除出学校，回到常州后不久，刘海粟再次来到上海，与乌始光等一起开始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1913年1月28日，刘海粟在《申报》上刊登招生广告：
专授各种法兰西图画及西法摄影照相、铜版等美术，并附属英文课。
时隔不久，周湘在《申报》上刊登《图画美术院诸君鉴》一文。他在文中说：
贵院长伍（乌）君及贵教员等，皆曾受业本校，经鄙人之亲授或两三月或半年，故诸君之程度，鄙人无不悉，为学生尚不及格，遑论教人？今诸君因恨鄙人管理之严厉，设立贵院与本校为旗鼓，其如误人子弟乎？呜呼！教育前途之厄也。
刘海粟旋即拟了一则通告，上书：
顷阅《申报》，载有《周湘告白》一则，信口轻蔑，本院诸君深堪异骇。本院院长虽出自周门，而所聘教员，皆于画学根底甚深，并非周之门第，且本院学生成绩优美，在人耳目。周湘欲以无稽之言，一笔抹煞，抑何可笑。本院除与周湘严重交涉外，特登报声明。
刘海粟公告刊登第二天，周湘再次刊出《图画专门学校布告》：
昨本校因爱而近路图画美术院诸君，在鄙人处学才数月，尚无知识，且抄用本校章程，窜改不通。为青年向学计，为教育前途计，不得已而登报告诫，讵意不自反省，来函恫吓，并登报通告，思掩天下之目，而冀无知受愚，惟该院诸君，既自言非鄙人门第，鄙人亦何惜有此枭獍成性之高足。故先将前曾受业本校，今自称该院教职员、院长之伍（乌）始光、刘季芳等，一例除名，俾免名誉上间接之损害。
刘海粟“骗奸”师母疑云（3）
隔日，图画美术院再刊出通告曰：
有名周湘者，以种种胡言告白，破坏本院名誉，周湘所谓学才数月及除名云云，尤为可笑，周湘误以图画学校为专利品，只有自己设校垄断巨额之学金，不容他人设校以廉费推广美术种种梦呓，不觉其丑，本想因与周湘之交涉，以致旁累诸君，深为抱歉，合函登报证明其诬，以后周湘如再有污蔑之言，本院认为无辩之价值，当置之不理。
周湘与刘海粟之间的笔伐嘴仗暂告一段落，但自此结下了宿怨。后来周湘创办的画院屡遭当地官府、流氓的骚扰，最终一路萧条。1919年，他与丰子恺、欧阳予倩等发起组织中华美育会，出版《美育》杂志，宣传新思想新美术，后来由国民党*吴稚晖等人的推荐，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兼授美育、外语等课。周湘晚年偕妻子隐居家乡，性情怪僻，并把平生佳作几乎焚毁殆尽，于1933年郁郁而终。
很多资料说徐悲鸿也是周湘的学生之一，这是不准确的。徐悲鸿的确拜见过周湘，但并未进入布景画传习所，这在黄警顽的文章中有所叙述。黄警顽文章中说，1915年他陪徐悲鸿拜访周湘是两人第一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初次见面就畅谈了一下午。1915年，周湘的布景画传习所已经不见，徐悲鸿何以能是周湘的弟子？
但是周湘的后人根据徐悲鸿曾经去拜访过周湘就撰文说徐悲鸿是周湘的学生。在1993年出版的《嘉定文史资料》中记述道：徐悲鸿等乃（周湘）油画院的学生。周湘对徐悲鸿十分器重，说他不仅在艺术上有成就，且道德品格高尚。此后，徐悲鸿是周湘学生这一说法就广为流传。
现在回头再看所谓的周湘孙子周传所写的《刘海粟与周湘罕见的师生情》，文中更是疏漏百出，名为揭发材料实则更像想象力丰富的一篇小说。其中疏漏之一是说徐悲鸿曾经在1952年春先后三次去家乡看望孙静安。稍微熟悉徐悲鸿情况的人就知道，解放后的徐悲鸿一心扑在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中，1951年抱病到山东导沐整沂水利工地体验生活，作素描多幅，回来后，准备创作《导沐整沂水利工程的万分之一》大画，当年7月突患脑溢血，神智不清，当即送往中央人民医院救治，一直到1951年11月才出院回家静养，1952年整个一年几乎都在家卧病在床，直到秋天才能勉强起立在院中行走。1952年8月，徐悲鸿曾经在给志愿军战士的信中说：
自去年（1951年）七月起，我因积劳而致脑血管受损，整整十一个月，我完全躺在床上，不能画出拟盼望的八匹马……几天以来，我尝试着要起床为你们画一点东西，但每次都无力的躺下。
（见1952年8月31日香港《大公报》）
另外，廖静文在1952年写给黄孟圭先生的信也能够证明徐悲鸿当时的身体状况。在给黄孟圭的信中，廖静文写道：
孟圭先生：
悲鸿于去年五月以积劳而使血压高，旧症复发，七月二十日深夜因脑血管受损而致半身麻痹，当时情况严重，有二十余日不进饮食，经许多专家会诊始见好转，去年十一月底方由医院返家，惟血压尚高，且左边肢体软弱，故仍在卧床静养，因此不能亲自给您写信，抱歉万分。
……
你的健康情况如何？希望多多珍重。
敬祝平安
廖静文
一九五二 . 二 . 十六
按照徐悲鸿这样的身体状况，1952年的春天他连画笔都拿不起来，又怎能在1952年春天连续三次来探望孙静安呢？
刘海粟“骗奸”师母疑云（4）
文中的另外一个疏漏在于作者所言，他曾就刘海粟80年代发表的《我的爱情生活》一文当面与刘海粟对质，刘海粟无言以对。这也说不通，80年代的刘海粟，是全身笼罩着大师光环的著名人物，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一个自称是周湘孙子的人又怎能有机会当面质问刘海粟？况且，说刘海粟无言以对，这也不太符合他夸夸其谈的个性。而且，在叙述刘海粟*孙静安的叙述中，怎么看都像是小说情节。
除了署名“周传”的这篇《刘海粟与周湘罕见的师生情》之外，《前哨》杂志曾经在1998年2月号刊登了一封署名“周前”自称是周湘孙子的人写给刘海粟的公开信，据说这封信是在刘海粟百年华诞庆典之时送给刘海粟的。
现将信的内容摘要如下：
刘海粟先生：
在您百岁寿辰之际，此举也许是不合时宜的。但我是受您的老师和师母的再三之托，不得不在这里再次对你提出些忠告，应当说：人之老矣，其行也善。望您能对青年时代的所作所为有所自省。
当年您不惜一切，从言论到行动，从幕后到前台，用尽各种极其卑劣的手段，甚至借那个年代流氓恶势力之手，必欲置老师于死地而后快……就在此致命的重大打击之下，周湘的晚年精神错乱，最后导致精神彻底崩溃。您的师母孙静安不得不带着周留下的遗孤，在抗日战争的前后，长年流浪，在今青浦朱家角一带，寄人篱下，过着为人帮佣、苦熬光阴的日子，*前夕终因贫病交加含愤死去。在这点上徐悲鸿与你虽同是周的学生，行为却判若两人。他曾为师母的下落，几经打听，几番资助，但老人从不受人恩赐，宁愿全家挣扎在饥寒交迫的生死线上。历来圣贤与凡人一样都难免在生活中做错事，办些荒唐事，但不同的是巨人与侏儒之别就在于他们对待错误的态度，前者是能不断汲取教训，反省自己，并在生活中弥合自己的错误，而后者是极力掩盖它，乃至千方百计毁灭罪证。我已说过，我本无所求，只是真诚地希望您，在有生之年对此事有所反省，有点自责，在您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同时再不要在您老师的脸上抹黑，对他评头品足，诋识有加……如果您停止这样做了，那么这些往事也会随之灰飞烟灭，同时也可告慰于您九泉之下的老师了。
刘海粟百年华诞盛况空前，当时在美国很多曾经与刘海粟有过交谊的人都赶来凑热闹，却被守卫挡在门外，因为，当时想要见刘海粟的人太多了，这些被挡在门外的人大都与刘海粟有过交情，在美国华人艺术圈也有些影响力，当时连这些人都被挡在门外，更何况是一个自称是周湘孙子的周前，怎么能有机会在刘海粟百年华诞送呈给刘海粟？刘海粟逝世4年后，这封信才在报章杂志上刊发，这其间种种，恐怕真有编造之嫌。
而在网络上盛行的文章《刘海粟，骗奸师母的大师？》一文，主要论据则来自周湘孙子周传与周前的文章，这两人的文章又都有诸多疏漏，因此，我断定，说刘海粟曾经骗奸师母是谣传，是某些对刘海粟心存怨恨之人的一种发泄。
关于周传与周前的身世，在徐悲鸿之子徐伯阳写于1996年5月5日的一封信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
周湘没有孙子，写文章的周传是周湘的外孙。孙静安和周湘只生了一个女儿，周传就是这个女儿生的，为了给周湘留后代，所以让他也姓周。不过他的经历十分凄惨，“反右”时打成“右派”，“*”时又被抓去关监狱。他的妻子和别人生了个女儿，他1977年出监时，这个女儿已经两岁了，不过他仍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这个女儿叫周理，去年暑假刚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毕业前是学生会主席，共产党员，毕业后留校，分配在计算机系担任团委书记，虽然年龄只有22岁，但从她的经历可看出她的确不简单。我目前就是和她联系。孙静安被刘海粟*后生了一个儿子，不过听说已经去世了，他的后人还在，只是不知道此人究竟姓什么。
关于周传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他的年龄大约59岁，身高约170公分，职业在嘉定一家工厂负责在外追讨三角债。他家我去过一次，在嘉定乡下，坐公共汽车下车后，我坐在他骑的自行车后座上，走了好远，才到他住的家，是一座平房，有三间，周理住一间，周传夫妇住一间，中间是堂屋，境况是很差的。
周传与徐伯阳曾经有过会面，这难免会让人产生联想，周传与周前这些揭发刘海粟罪行的资料是否与当年刘海粟与徐悲鸿的恩怨争端有关呢？因没有确凿证据，也不好妄下定论。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周湘后人在写完《刘海粟与周湘罕见的师生情》之后，又写了《周湘与徐悲鸿》一文，发表于2002年6月29日的《新民晚报》，文中详细描述了1952年前后徐悲鸿等一行三人风尘仆仆地从轿车中出来，见到孙静安激动地叫师母的场面。这篇文章明显有编造之嫌，文章刊发后，徐悲鸿之子徐伯阳当即撰文反驳，希望披露这篇文章的编造之处，戳穿周湘后人攀附的心理，但是报纸并未能将徐伯阳的文章刊发出来，以至于愈来愈多的人相信徐悲鸿是周湘的弟子这一说法。
如果说周湘后人连《周湘与徐悲鸿》这样的文章都可以编造，那么那篇洋洋洒洒长达一万两千字的《刘海粟与周湘罕见的师生情》应该也有很多演绎的成分在内了。
有人曾经问过原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谢海燕关于刘海粟*师母并同周湘老婆生孩子的事，谢海燕表示这不太可能。按照谢海燕的推理，那时刘海粟才15岁，而在布景画传习所的时间仅半年，谈不上*师母，更不会说与之育有孩子。
也的确，刘海粟于1909年走入上海布景画传习所，从年龄上来说，当时仅仅15岁，在布景画传习所呆了也仅仅不到半年，短短时间内，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怎么就能做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如今网络信息发达，一个通篇站不住脚的文章经过网友四下散播宣传，竟然也有了众多的忠实信奉者。刘海粟骗奸师母这一传言被演绎为21世纪的重磅花边新闻，如果刘海粟九泉有知，应该也只有苦笑的份儿。刘海粟一向喜欢夸大其词，对历史记忆择优选用，弄出了一个又一个混淆历史视听的故事，而在他百年之后，一个经过拙劣包装，并无多少依据就一蹴而就的假消息如同一盆脏水，浇头而下，给他的声誉带来了如此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些恐怕是刘海粟在有生之年没有想到的吧。
作者:荣宏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