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艺术事件无疑是我有点戏剧化地叫作“艺术的终结”的东西。显然我不是说艺术创作从任何一种意义上停止了——很可能，比此前任何时候更多的艺术，更多样式的艺术正在这个“后历史”阶段出现。

“艺术的终结”的意思是，经过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一系列概念革命——波普、激浪、极简主义、观念艺术等等——艺术作品的模样已经没有了任何限制。艺术作品可以看上去是任何样子。它们可以，打个比方，看上去像完全普通的物件，而有意思的问题永远是，如果它们看上去像几只盒子，或者几片木屑，或者一块破布，几堆随便什么垃圾，那是什么让它们成为了艺术作品？

这带来了对艺术定义的问题，这一问题从未像今天那么有意义，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时代，艺术哲学已经从内部与艺术关联起来，而不再是处于艺术外部的，可有可无的，对正在发生现象的表现与叙述。

哲学家曾经认为艺术是无法定义的，但这并无所谓，因为不需要定义，我们也可以继续下去。这个观点对艺术家特别受用，尤其是画家，他们不认为有任何定义艺术的必要，因为只要他们看到了，他们就“知道”什么是艺术。

哲学家和画家对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叛乱都没有做好准备。这是一种生活形态的终结，艺术如果不能从哲学自我意识当中找到自身的镜像，它便无法继续下去。

如果艺术作品没有任何固定的模样，任何与外观有关的因素也就无法成为艺术精髓的一部分了。因此，美学被自动从艺术的定义当中开除。

这不是说美本身失去了分量。它只是失去了它曾经与艺术之间的必然关联。因为美对人类是重要的，所以艺术家总是可以去追逐它。然而他们也可以去追逐丑恶，或者，用如今时髦的批评词语，“贱斥”，如果这是他们所追逐的艺术需要的元素的话。

“艺术的终结”带来了一个完美的多元主义状态，艺术家获得了解放，可以用任何方式传达自己的思想。今天，做一个艺术家，是用视觉的方式进行哲学表达。对艺术的媒介也不再有任何限制：老报纸、生肉、旧衣服、捡来的快照、废弃的轮胎、泥土玩偶、惰性气体瓶、大象的粪便。定义了现代主义最后阶段的，对纯粹的追求已经对今天的艺术创作和批评感知毫无作用。

艺术批评特别不能把任何东西想当然。无论批评家面对的是什么，他们必须用自己的方法处理。

批评家的任务是推断面前事物最佳的解释，以及使用任何有帮助的方法来抵达某个能让人听懂的阐释。这可能是个十分消耗时间的探索，然而这是今天我们经历艺术的过程当中必然的模式：每个人都必须做个批评家，必须学会如何把作品所体现的意义组装起来。职业批评家的工作是为自己的读者演示这个过程，给予他们需要的理解艺术的工具。

即便是艺术家，也需要批评家，从这种意义来说。他们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在做的事情。批评是合作行为，就好像艺术创作也是合作行为。一旦一件艺术作品被认为用不管什么合适的材料体现了某种视觉表达，批评需要把其中的思想与体现带入人们的意识。

在西奥多·阿多诺未完成的《美学理论》里，他写道：“不言自明，与艺术有关的一切都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了，它自身的生命不是，甚至它存在的意义都不是。”用他的声音，这好像是文化绝望的一声哭喊。然而，阿多诺的直觉与后来我们认为是“艺术的终结”的转变是相同的。阿多诺的绝望基于我们正在面对的与现实脱节的艺术与社会。

文化批评，与艺术批评一样，不能把任何事情想当然。无论好坏，正在涌现的这种艺术已经完美地体现了我们所处的文化状况。想要理解文化一种很好的方式是从与过去的所有文化都十分不同的艺术开始，然后推断出最好的，理解我们所处境地的解释。“艺术的终结”是个信号，一种新的文化现实已经开始。作者／丹托     

                                                  译／余冰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