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一群人其实也不够，我相信我的看法是对的。我希望留下这样的声音，播下一颗好种子，就算只有一颗也无所谓，慢慢地它会生长成为一棵大树。
客厅中有何怀硕手书一联:“读书随处净土，闭户即是深山。”所挂的书法颇珍贵，其中有梁实秋、台静农、叶公超题赠何怀硕的大字。宽敞的家中到处都是书，书籍之博杂非一般画家的书房可比。何怀硕先生笑道:“我爱读万卷书，读书救了我。”
临摹比赛，张大千永远第一名
评价有各种不同层次，在技巧之高对传统了解之广，我给他很高的分数，但要是说第一流的艺术家，他不是。
时代周报:你在《大师的心灵》一书中，第一流画家中为什么不选张大千？
何怀硕:说到张大千的问题，我认为我是中国人里唯一讲对的，其他的人有的是受到蒙蔽，有些人是怕权威，人家名气大、价钱高，就不敢去否定。我对张大千的评价不可能改变。他的价钱很高，但在价钱和艺术的价值之间没有必要画等号。我说他不好是因为中国人所认同的艺术的定义，跟我所认知的有差距。艺术家的艺术要在人类的文化史上开创独立的价值，不一定画得最好。梵高的素描、水彩水平不是最高，画得比他好的人多得很。黄宾虹并不是国画画得最好的，他自己常常说，他是仿范宽或者谁，但是他没有学到他要仿的那个人的精华。张大千就不一样，他画什么像什么。以前有人反驳我对张大千的看法，我说:你们错了，我只是说张大千不是第一流的艺术家，我不是说他画的技巧差，要论画的技术之广，张大千是唐宋元明清下来找不到第二人。要讲匠，他是最大的画匠。就像讲话，一个人能讲北京话、广东话、四川话、英文、法文，他是一个天才，他的嘴巴什么都可以学到一模一样，但他不是艺术家。艺术家不是口才好，不是技术好，艺术家是反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这个艺术建立了独特的世界，增加了另外一种价值。在美术史上没有一个张大千，中国的艺术不会有很大的损失。

时代周报:可是张大千丰富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
何怀硕:有什么丰富呢？就是他晚年的泼墨，大家认为是他独自创造的。他画王蒙，画石涛，画八大，画敦煌，什么都会，如果没有张大千，那些东西本来也就有了。如果没有印刷机，那张大千很难得，他多画了几张，甚至那些东西比原作更精，那不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副本吗？但是现在日本人印宋朝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或者是《韩熙载夜宴图》，那逼真的程度更高。他是有本事，我们不能抹杀，但是这个本事不叫艺术最高的价值，这是艺术的技术部分。
时代周报:如果评综合分的话，张大千会不会最高？
何怀硕:艺术是没有综合分的。张大千在艺术的传承，那是千古难得的，他适合去做美术学院的老师。他对各家各派马上就可以说用笔怎么样，示范给人看，那是最难得的。在这一方面，齐白石是没办法跟他比的，拿一张宋朝的画，请几个大画家一起来临摹比赛，张大千永远是第一名。评价有各种不同层次，在技巧之高对传统了解之广，我给他很高的分数，但是要是说第一流的艺术家，他不是。
傅抱石死时，我流泪了
我从小就佩服傅抱石和李可染，当时他们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地位，还默默无闻，我就觉得他们就像天才打动了我的心。
时代周报:《大师的心灵》里的八大家，你最喜欢谁？
何怀硕: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傅抱石，他61岁死了，我流泪，那一年我大学毕业。他在大陆生活那段时间很苦，他最有才气了。
时代周报:我第一次去南京，跑到傅抱石故居去看，那里没有别的游客，只有管理员。

何怀硕:我应该去，但是我没去，他的儿子见过多次，到我家来过，他太太送我一本傅抱石的著作。我在台北演讲，一次讲傅抱石，一次讲李可染。我和他们有一种心灵的共鸣，我从小就佩服他们，当时他们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地位，还默默无闻，我就觉得他们就像天才打动了我的心。傅抱石的天才比李可染高得多，当时把李可染列进去，我考虑了很久。李可染是有魅力的，能创立一种李可染式的意境，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傅抱石不能比。傅抱石和古人有很多共鸣。
时代周报:傅抱石的画把屈原的诗意表现得淋漓尽致。
何怀硕:他的画里有历史和文学的东西。我觉得傅抱石这个人太可爱了。我们这个民族不珍惜人才，把他浪费了。
时代周报:你说在台湾1960年代的时候，他的画便宜得不得了？
何怀硕:我大三的时候在一个裱画店，看到那张画，没有人知道傅抱石是谁，我问那个老板这张画多少钱，他说八百块，后来我毕业出来教书，一个月薪水就是八百块。欧洲有一些人很早就收藏傅抱石，那时候我没钱买，我跟老板说能不能拍张照片，到对面照相馆拍下来，我出书的时候把它印出来。傅抱石临摹石涛，不以技巧取胜，他这种大画家也有很多很坏的画，没有灵感没有感情是画不好的。张大千随便怎么画都有个水准，傅抱石很多时候都是神来之笔，画得糟糕的也很多，天才就是这样。
时代周报:你认为现在台湾文化艺术界有了明显的变化？
何怀硕:这十几二十年，视野更开阔了，和世界更加接近了，艺术应该更同步。但是现在却非常商业化，艺术文学都奄奄一息。以前大家并不追求什么享乐，会在精神上追求，诗歌、小说创作，讨论问题都比较自由，所以才百花齐放。只要是你的想法是有意义的，能关系到人民国家的前途，有价值，大家都会有兴趣。现在是考虑有没有卖点，娱乐化的时代，关乎盈利和卖钱，好的言论没有人去听，所以就没有人愿意写。

   时代周报:你从台湾到美国后，如何理解美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何怀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弱化，美国变强，美国在领导西方或者资本主义世界。那时候两个阵容，都想独霸全球。美国要掌控全球，一定要树立自己的思想，领导世界，艺术上都是欧洲产生的，美国根本没办法。在二十世纪中期，他们把抽象画树立成世界上最优秀的画派，确立了美国的国画。美国要树立美国的国画、音乐、电影、文学，就支持抽象画和波普艺术，还有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多得不得了。美国在文化上笼络人心，所以就给了这一个名称为“当代艺术”。
纯种单薄，所以会死得更快
文化需要有另外的刺激，外来文化能够刺激产生另一个方向，然后又有一个高峰，然后到了高峰后又会腐败和衰亡。
时代周报:客观来讲，当代艺术在学术领域站得住吗？
何怀硕:站不住的。他们的很多主张是不可以理解的。当代艺术就是鼓动虚荣心和盲从，各种艺术馆、博物馆都引进美国当代艺术的双年展之类的。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一群人其实也不够，我相信我的看法是对的。我希望留下这样的声音，播下一颗好种子，就算只有一颗也无所谓，慢慢地它会生长成为一棵大树。我宁愿自己被边缘化，我就打算不参与，自认落后。有人劝我圆滑点，说些好听的，但是我做不到。
时代周报:近代以来，一些中国画家到海外留学，回来后将国外学到的东西融进中国的艺术里面，这对中国艺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何怀硕:自古以来，文化有点像生命一样，有发源、高峰、衰亡，盛极的时候都埋藏着衰落的因子，像唐诗宋词都是这样。所以就需要有另外的刺激，外来文化能够刺激产生另一个方向，然后又有一个高峰，然后到了高峰后又会腐败和衰亡。文化不可能永远好，或者永远不好，文化永远是杂交的，不可能是纯文化，纯种因为单薄，所以会死得更快。徐悲鸿那一代有使命感，他们留学是为了取经，
是为了防止本土文化的老化，有新的基因进来。虽然林凤眠和徐悲鸿吸收的东西不一样，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也不一样，但他们还是以中国的主体，去吸收人家以后产生新的东西，而且他们都是一心想回来，回来以后是教书、创作、鼓吹、写文章、办活动，培养下一代。
时代周报:我想这种想法代代都有，当年胡适认为五四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那个时代已经太坏了，需要一个新的时代。
何怀硕:五四提出改革以后，实在是撼动了传统的神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从1919年以来，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社会，有很大的改变，跟胡适说的五四是一个文艺复兴，是有很大影响。以前就是人心不古，人们呼吁要振兴。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空气、水、人的生存受到普遍威胁，这确实是比较大的危机。美国的金融海啸是个警讯，现在经济上有一个很大的地震，但艺术上还没有什么触动，以后一定会有一个大的变化。所以不要没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