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正在举办“馆藏国立北平艺专精品陈列（西画部分）”展览，“北平艺专”是中国第一所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现代美术史上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如今的中央美院就是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但相比著名的上海艺专、杭州艺专，“北平艺专”长久以来却形象模糊、历史含混、史料匮乏、研究乏力、著述寥寥……究其原因，概是由于“北平艺专”的历史沿革周折多变吧。从“美术”到“艺术”、从“专门”到“专科”、从“北京”到“北平”等8次之多的名称变化，1918年建校到抗日战争爆发的20年里，换了10多位校长……本来这样一段缤纷的过往，完全可以作为文化史的研究对象，然而遗憾的是，长久以来，北平艺专的形象远没有被廓清，历史意义远没有被认识。更为遗憾的是，关于它的历史资料、文献、档案、作品、实物的收集整理，更是匮乏到几近苍白。此次国立北平艺专精品陈列展，或许能唤起人们对北平艺专和它所承载的那段历史的关注。

  30幅画作背后的历史沧桑

  沿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拾级而上，一踏入四楼的楼梯口，粉白的墙上“1918-1922北京美术学校”几个大字便映入眼帘。沿着台阶，按北平艺专发展的年代顺序依次印着1922-1925北京美术专门学校、1925-1927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一直到1946-1949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进入大厅，右侧墙上挂着北平艺专的珍贵老照片，国立北平艺专教师徐悲鸿、齐白石、吴作人合影，1948年部分北平艺专教师合影，一下子将观众拉进了几十年前的历史。

  照片下面的玻璃橱柜中，陈列着北平艺专的公函：1922年2月18日教育部下达第78号指令，1932年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职员及学生名册，1929年、1930年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对寿石工的聘书、1932年对林克朋的聘书。大厅左侧，由中央美术学院祝捷老师提供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历次校名变更图印，清晰地勾勒出了那一段多变的历史。

  30余幅作品，都是北平艺专1918年建校以来的艺术家留下的珍贵佳作，包括吴作人的《纤夫》、吴法鼎的《旗装女人像》、李毅士的《陈师曾像》、萧淑芳的《北海溜冰》、孙宗慰的《蒙藏女子歌舞》、冯法祀的《捉虱子》、艾中信的《紫禁城残雪》和李宗津的等。作者大多是民国留学生，或是留学生的学生，比如，吴法鼎被称为中国留法学习美术第一人，李毅士则是中国留学英国学习美术第一人。

  沿着这些作品创作的不同年代梳理开去，北平艺专的历史轮廓也大致呈现出来——1918年建校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1946—1949年徐悲鸿再次重新建立北平艺专。

  中央美术学院王璜生馆长介绍：“关于北平艺专的历史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定稿，我们还在不断地完善，对于一些相对模糊的地方尽量找到依据说清楚。搜集到的一些照片和资料，只是为研究北平艺专开了个头，我们还停留在初步研究阶段，通过展示这些珍藏画作，也希望大家能提供线索，共同努力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北平艺专，当然，这也同时提醒大家要重视和保护作品。在做这个展览的过程中，有不少北平艺专的教职员和学生家属联系上我们，纷纷提供当年的作品，比如李毅士的家属将家里仅剩的几张素描拿来，摆放在展览馆中供观众参观，也有的艺术家将家中收藏的作品捐献了出来。当然，我们也在积极主动去寻找遗失的珍贵展品。”

  对于此次展出的作品，王璜生说，展厅中摆放的大部分展品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复。这些作品的保存状态不是特别好，有的作品需要进行完善、修复后展出。

  “比如李毅士的作品《陈师曾像》就被水泡过发霉了，就对它进行了除尘、除菌、消毒、加固、局部修复、重新绷框。比较遗憾的是，艾中信有两件作品这次没有展出，一件作品讲述的是国民党部队庆祝日本投降，画面中有国民党的旗帜，在“文革”时期，被画上了一个大黑叉，对于这件作品的处理，也引起了我们内部的争论，大黑叉到底要不要清理，怎么清理，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另一件作品则龟裂、脱落的太厉害。”

  西画派与传统派系冲撞

  1918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北京美术学校在蔡元培倡导下创立，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国家开办的美术学府。创办之初的第一任校长，就是留日归来的工笔画家郑锦，因此学校依循日本模式，校名也是模仿东京美术学校而来，更因为当时北京是传统派画家的大本营，北京美术学校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教授阵营也以中国画家和归国的留日学生居多。

  学校刚成立时，只有绘画和图案两个科目。随着欧美留学生的逐渐加入，北平艺专似乎有了新的思想和新鲜的血液。1922年，学校正式更名为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由中等学校升级为高等学校，开始了本科的第一届招生，专业也细分为中国画系、西洋画系和图案系。

  从此次展览可以看到，展出的最早的作品当属李毅士、吴法鼎、徐悲鸿分别在1920年至1924年间完成的四幅人物作品。李毅士和吴法鼎是五四运动前后分别从英国格拉斯哥美术学校和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留学归来，属于晚清民初赴欧学习西洋画的头一拨儿留学生。徐悲鸿则比他们稍晚，1920年，他考取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因此吴法鼎离法回国之时，大体也正是徐悲鸿官费赴法留学之时。李、吴二人回国后，不仅先后在郑锦执掌的北京美术学校以及升格后的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任职任教，而且先后在蔡元培1918年倾力创办的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任导师，两人也成为了民初北京画坛西画引进与实践的中坚活跃分子。

  李毅士、吴法鼎、徐悲鸿等人在蔡元培的邀聘下，先后汇聚于北大画法研究会，皆源于他们共有的艺术旨趣，即倾向引进西画之实写，倾向美术有用于人生和社会。1929年，民国教育部在上海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徐悲鸿与徐志摩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毅士力挺徐悲鸿，反对徐志摩为西方现代派画家所作的辩护。

  西画的推崇和引进，势必引起传统画家的抵触，李毅士当年是坚定的革新派，与坚持传统绘画的陈师曾可谓是“死对头”，但从展出的李毅士1920年所绘《陈师曾像》作品可以看出，李毅士、陈师曾等人在“五四”时期不同的艺术取向和主张并未影响到他们作为朋友的交往。不过，传统势力非常强大，吴法鼎、李毅士等与校长郑锦发生抵牾，相继辞职，吴法鼎随后被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刘海粟聘为西画教授兼教务长，却不幸于由沪返京回家过年的火车上突发脑溢血而亡。

  留学生兴起归国任教潮

  民国初年，国内艺术青年中掀起了一股留法热潮。徐悲鸿这一拨儿赴法留学生，很多是在北洋政府倒台的北伐战争期间回国的，也就是上世纪20年代后期，比如1926年，林风眠自法国留学归国，受命接任国立北京艺专校长职务，实行专科教室制，聘请法国画家克罗多至校任教，特别是聘请齐白石为艺专教授，使这位劳动人民出身的艺术巨匠第一次登上了大学讲堂。林风眠还大力提倡“沙龙式”的办学理念，举办了北京艺术大会，但不幸遇上“四·一二”政变，艺专教员谭祖尧、方伯务等被捕，艺术大会夭折。随后林风眠也离开北京，1928年到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在杭州倡建的国立艺术院任院长。

  此后直至抗日战争爆发，不仅是中国美术学子赴欧留学的稳定走高期，同时也是归国留学生在美术教育领域开疆扩土、养成人才的创业发展期。林风眠忙于筹建国立艺术院的宏伟大业时，身为中央大学教授的徐悲鸿也曾意图有进一步的作为，曾短暂赴北平履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由北平艺专更名）院长一职。也是在这一时期，徐悲鸿认识了齐白石。不过终因局面复杂，徐悲鸿难以驾驭而辞职南返，继续回到南京，在中央大学哺育着热忱的艺术学徒，这其中就有他钟爱的弟子王临乙、吕斯百和吴作人等人。

  这些围绕在徐悲鸿身边的艺术学徒，最终都得到了恩师的帮助，先后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初期赴欧留学。与之同一时期先后赴欧的有志青年中，还有常书鸿、秦宣夫，两人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学习。常书鸿和秦宣夫是不同教授画室的同学，常书鸿在劳朗斯画室，秦宣夫在西蒙画室，他们和在巴黎留学的二、三十名中国同学常相往来，而聚餐谈艺的中心往往就在常书鸿家里。

  上世纪30年代中期，秦宣夫、常书鸿先后回国，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常书鸿一度出任西画系主任。及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常书鸿、秦宣夫均离平南迁，亲历了国立北平艺专部分师生内迁湖南沅陵和国立杭州艺专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过程，从而也成为这一段校史重要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