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经过

　　1929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近现代意义的全国美术展览会，是中国美术在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阶段的一次大总结、大展示。徐悲鸿、王一亭、李毅士、林风眠、刘海粟、江小鹣、徐志摩担任展览会常务委员，徐志摩还负责编辑出版《美展》会刊。

　　只因展览会展出有存在受西方现代派艺术影响的西画作品，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徐悲鸿拒绝参展，并在徐志摩负责的《美展》第五期（1929年4月22日刊行）上发表一篇题为《惑》的文章。徐悲鸿在开篇便直截了当地说：“中国有破天荒之美术展览会，可云喜事，值得称贺。而最可称贺者，乃在无腮惹纳（Cezanne）、马梯是（Matisse）、薄奈尔（Bonnard）等无耻之作。” 他在文中赞扬了普鲁东、安格尔(Ingres)、达仰、柯罗(Corot Camille)、米勒(Miller)、莫奈(Edgar Monet)、杜米埃(Daumier)、德加(Edgar Degas)等一批法国画家，却对马奈(Manet，)、雷诺阿(Reneir)、塞尚、马蒂斯等现代派画家嗤之以鼻，冠以庸、俗、浮、劣之字眼，更有甚者，他宣称：“若吾国革命政府启其天纵之谋，伟大之计，高瞻远瞩，竟抽烟赌杂税一千万元，成立一大规模之美术馆。而收罗三五千元一幅之腮惹纳马蒂斯之画十大间。(彼等之画—小时可做两幅)为民脂民膏计，未见得就好过买来路货之吗啡海洛因。在我徐悲鸿个人，却将披发入山。不愿再见此类卑鄙昏聩黑暗堕落也。”

　　徐悲鸿的激烈言辞引起了徐志摩的强烈反应，他在同期《美展》上发表《我也“惑”》一文予以回应。徐志摩肯定徐悲鸿是一个“热情的古道人”，“坚强地抱守着独有的美与德的准绳，这是值得赞美的”，但徐悲鸿在《惑》中的言论完全是出于激情。徐志摩提出了自己所认为的艺术品评的标准——“真”和“伪”，“我这里所说的真伪当然是指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里所表现的意趣和志向，不是指鉴古家的辨别作品的真假”，徐志摩认为评价真伪的评判不在表面的形式技法，而在艺术家的态度。他说：“在我们衡量艺术的天平上最占重量的，还不是一个不依傍的真纯的艺术的境界与一点真纯的艺术感觉?什么叫做美术家?除是他凭着绘画的或塑造的形象想要表现他独自感受到的某种灵性的经验?” 徐志摩认为，“我们不该因为一张画或一尊像技术的外相的粗糙或生硬而忽略它所表现的生命与气魄”，“何况有时作品的外相的粗糙与生硬正是它独具的性格的表现”。他因此为徐悲鸿对塞尚的不公评价鸣不平：“如其在艺术界里也有殉道的志士，塞尚当然是一个。如其近代有名的画家中有到死卖不到钱，同时金钱的计算从不曾羼入他纯艺术的努力的人，塞尚当然是一个。如其近代画史上有性格孤高，耿介澹泊，完全遗世独立，终身的志愿但求实现他个人独到的一个‘境界’，这样的人，塞尚当然是一个。换一句话说，如其近代画史上有‘无耻’、‘卑鄙’一类字眼最应用不上的一个人，塞尚是那一个人!”

　　对于徐志摩的批评，徐悲鸿再撰文《惑之不解》予以还击，认为徐志摩之所以竭力为塞尚辩护只是激于侠情的义愤而已，他认为绘画的根本在于形式，而“形既不存，何云乎艺”，现代派绘画在他看来，都是“投机”之作。

　　期间，油画家李毅士也参与到“二徐之争”中来，他在《美展》第八期发表文章《我不惑》，他认为徐悲鸿的态度是真正艺术家的态度，是主观的态度，而徐志摩更多的是以一种评论家的口气，把主观抛开了来谈论。李毅士更加强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他也承认塞尚、马蒂斯的作品是“十二分诚实的天性流露”，但是他以社会效果为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反对他们的画风在中国流行，担心他们可能“种下不利于社会的种子”。

事件意义

　　无论徐悲鸿、徐志摩、李毅士等人的观点偏颇与否，但他们对待学术问题严肃认真的态度都值得尊重。“二徐之争”并没有结论，只是将不同的艺术观点公诸于世，反映出在借鉴西方艺术上的原则分歧。但这是中国美术发展史上第一次公开的不同艺术观点之间的争辩，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美术界的研究气氛，标志着中国西画运动从创作到理论思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二徐之争”的实质是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大绘画流派之间的讨论，是在复杂社会环境下，不同艺术创作观念的冲突，讨论艺术应当用来表现社会生活还是用来变现艺术家的个人感受。通过讨论，美术界加深了对艺术表现形式与创作主旨的关系思考，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工业文明欠发达，中国艺术更需要关注现实而不是艺术的形式本身，这也是在相当长时间内，写实主义绘画能独占鳌头的原因所在。